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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2016/1/21 16:23:59   阅读时间   



启功生前曾有诗道,“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如今已是他的百年诞辰,尘世间的是是非非都早成了过眼云烟。对于这位末世皇族的坎坷人生与成才之路,实在有太多值得我们品味。中学肄业的启功,最后能成为大学讲堂上的教授、知名当世的文化大师,一方面固然是他个人的奇迹,另一方面也正是唯才是举的评议制度的功劳。


雍正九世孙

听说过启功的人,想必也都知道他出身清朝皇族,至于他究竟与爱新觉罗氏的皇帝有什么血缘关系,一般人就知之甚少了。启功是雍正帝的第九代孙,祖上是雍正的五子和亲王弘昼,由于清朝实行每一代降级袭爵的制度,加之启功高祖载崇出身侧室,所以到了他曾祖溥良一代,就仅仅是奉国将军了。

为了振兴没落的家世,溥良主动放弃爵位,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不但及第,而且官至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毓隆也是以科举入仕,官居四川学政。毓隆也希望儿子恒同走父祖的从政之路,但谁想恒同在十九岁时就病故了,此时启功才刚过一岁。



启功生于1912年7月,中国告别帝制,步入共和的那一年,所以他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非大清帝国的子民,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启功后来也不愿再姓爱新觉罗,自称姓“启”名“功”,因为在他看来,“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启功成名后,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爱新觉罗?启功收”,或者干脆称他为“金启功”,启功对这些来信都是置之不理,后来实在不耐烦了,就在信封上批“查无此人,请退回”。

父亲早逝,启功家里的开支全凭祖父的俸禄。在他十岁时,祖父也撒手人寰,让这个家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学政时的两个学生,他们以“孀媳弱女,同抚孤孙”的名义,为启功一家三口(包括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募集了2000元善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拜在齐白石门下
 
启功12岁进入小学读书,插班在四年级,两年后升入汇文中学。因为在小学六年级时已经包含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启功入学后直接跳级到初二。高中时,因为英语成绩实在太差,无法通过期末补考,所以就中途辍学了。但是在中学期间,他曾先后追随数位名师学画,在学校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业。

启功最早拜画家贾羲民为师,学习书画鉴赏。启功每月月初的三天会随老师去故宫看画展,每看一件作品,贾羲民就为启功讲解相关鉴赏与鉴定方面的知识。后来在贾老师的介绍下,启功又转投名画家吴镜汀门下,学习“内行画”。

溥心畲和齐白石则是对启功影响更大的两位老师。溥心畲也出身清朝宗室,算起来是启功曾祖辈的人物。启功最初想向这位长辈学画时,溥心畲总是问他有没有作诗。没办法,启功只能硬着头皮学写诗,在名师指导下,不久也就掌握了作诗的方法。至于绘画,启功常常会自己画上一个扇面,然后在旁边题一首诗,溥心畲如果看了诗不错,也就会高兴地给启功的画指点一二。

启功的一位远房叔祖曾给齐白石做过一口上好的寿材,就此与齐白石相识。后来这位叔祖就将启功推荐给了齐白石。齐白石对启功的才华十分欣赏,有时启功几天没有过去,他就禁不住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在齐白石门下,启功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大字报让启功书法有了用武之地

结婚时启功21岁,因为只是中学肄业,找工作十分困难。当初为启功一家募捐的两个人找到了启功曾祖溥良的门生、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傅增湘很欣赏启功的书画才华,就把他推荐给了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获得了教一年级国文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就把他给辞退了。

陈垣知道这件事后,又把启功召回辅仁,让他在美术系当了一名助教,他相信师从贾羲民、溥心畲、齐白石的启功,既有绘画知识,又有绘画能力,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只是没想到,分管美术系的还是之前那位院长,于是启功再次失去了工作。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只会写诗作画的启功没有一技谋生,一家人陷入困顿。启功的八叔祖当时正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政府当一个小职员,就给他在秘书厅谋了个助理员的位置。从1938年的三月到八月间,启功其实是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伪职”。帮助启功脱离这段痛苦经历的还是陈垣校长,启功第三次执教辅仁。

1949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7年,在校长陈垣主持下,评议新增教授人选,启功在会上全票当选为教授。不过启功很快就被划为“右派”,降级为副教授。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曾给党提过意见,而启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言论。结果有人在他给画家徐燕荪的赞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罗织了一条“罪状”,说启功“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崇拜”。

启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曾劝慰老伴章宝琛说:“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言论,当了两年右派后,启功就被“摘帽”了,在北师大讲一些作品选,或者编编教材,比较平静地过了八九年。“文革”一来,启功夫妇两个人的生活就又被打乱了。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小将们跑到启功家里,质问他:“有什么‘封资修’?”启功回答说:“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喝道:“那好,就给你封了吧!”红卫兵们说着就给启功的东西贴上了封条。后来一位卖力批判启功的人,曾在“文革”后登门道歉。谁知启功心下早已释然,对来人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

“文革”中大字报的出现,让启功的书法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他平时就在北师大负责抄大字报。那时就是一枝秃笔,几张彩纸或报纸,边抄边聊,反而能挥洒自如,以至启功回忆说,那段时间是他“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文革”结束后,一遇上有人问他写的什么体时,启功就随口回答是“大字报体”。启功在拍卖品市场上还见到过他当年抄写的毛主席诗词。
 
启功转运是在1971年6月,那天有人通知他,军代表有请。启功不敢怠慢,赶紧到办公室去找军代表,但他扑了个空。办公室的其他人告诉启功:“听说是什么‘二十四师’,要调你去,就是想通知你这件事,至于具体情况你明天找那位同志再详谈吧。”启功一听当时就傻眼了,心想自己同军队从来没有什么联系,实在不知道找自己做什么。而且那时老伴已经得了黄疸性肝炎,甚至动用了激素,平时必须有人陪住,如果到了军队,谁来照顾老伴呢?

一夜无眠,启功第二天就急急去找那位军代表,得到的答复是:“上级领导准备调你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去工作,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体现了党一向重视文化工作,也体现了党对你的信任……”如此才真相大白,原来不是“二十四师”,而是“二十四史”,启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之所以要找启功做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是满族贵族,对清朝典章了然于胸,当然是校注《清史稿》的理想人选。他的贡献主要有二,一个是厘清了清朝入关前的制度,一个是校正了书中复杂的人名。

与妻子的赌约

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与启功相伴的妻子章宝琛1975年在病床上同启功打过一个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启功回答:“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又傻又疯这样子做呢?”章宝琛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老伴坚定地说“我自信必赢!”

如今我们知道,这场“赌博”最后赢的人是启功。自章宝琛去世后,有许多人上门找启功,给他介绍老伴,但都被一一回绝。启功在自己口述时说:“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

1979年,北师大正式为启功平反,同时给他加了一级工资。启功对前来通知的人说:“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来人问原因,启功回答“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启功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老伴只曾与他共患难,却没有机会分享自己后来的好生活。

启功对名利看得很淡。1982年,启功被聘为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导,但他对此从来不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什么‘博导’,只知道‘果导’(一种药的名字)。”他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不是‘博导’,是‘拨倒’,不拨自倒矣。”

启功生活简朴,一碗面条、几根黄瓜再拌点炸酱就是一顿饭,只是平时他基本不喝水,通常都是以雪碧解渴。他在帮助别人时毫不吝啬。1991年11月,恩师陈垣诞生110周年的时候,启功在香港举行义卖展,义卖所得163万元全部捐给了北师大,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而对这笔奖学金,启功也没有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陈垣“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

启功的诗书画“三绝”

启功能获得世人的尊敬,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学。很多人都知道,黄侃当年曾发下宏愿,五十岁前不著述。与之相同,启功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古代字体论稿》时已经51岁,请老校长题写书名时,陈垣不由感叹:“全谢山只50岁,戴东原只54岁……”意思是全祖望只活了50岁,戴震寿仅54岁,而启功在这个年纪时却才有这么一本薄薄两万字的小册子。所幸的是启功长寿,“文革”后又有《诗文声律论稿》、《论书绝句一百首》等著作问世。

老一辈学人中有很多通才,成就不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启功也不例外。他不只是书好、画好,诗也好。学术方面,在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佛学、敦煌学、文物鉴定学上都卓有建树。20卷的《启功全集》,前10卷为著述,包括诗词创作、讲学、口述历史、书信、日记等内容;后10卷为书画作品,汇集了启功创作的册页、成扇、手卷、横幅、立轴、临写等作品。可见启功一生所学之博了。

对于书法,启功曾对画家刘宗汉说,他的字没有“芯儿”。对此,刘宗汉的理解是,这“阐明了结体与行气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一大贡献。”启功“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习惯上是“二王的用笔,欧柳的结体”,最后自成“启体”,书界评其为“外柔内刚、自然洒脱、清隽儒雅而妩媚华美”。

相比之下,市面上启功的画要比字少很多,但同样有品位。为启功做口述历史的赵仁珪曾说,启功的画也极见传统的功力,勾勒皴染,无一笔不见功力,空灵淡雅之中,颇饶秀丽超逸之美。山水画层次丰富,意境高远,竹石画韵味醇厚,灵动婀娜,与其书法具有同样的美学风格。

其实在启功自己看来,“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他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对于那些名人字画,启功一眼就能分辨真伪。启功27岁时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方面的专门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又是国家文物局下属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有一次,几个台湾客人拿来一幅溥心的小楷手卷,启功初看时说了一声“好”,但一细看马上就发现:“这个东西是复制品!”他随即解释说“民国时期生产不了这么长的纸!当初,这个手卷是用两张纸接起来的,两张纸中间应有‘接缝儿’,现在‘接缝儿’没有了,变成了一张纸,所以,是复制品。” 几个人循着手卷寻找,果然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发现一条复制时留下的“接缝儿”痕迹。鉴赏与书画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如《启功丛稿》中说的“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

启功精于鉴赏,但是对自己的作品,时常又是马马虎虎。启功曾在潘家园看到一家书画店在卖他的字,身边有人就问启功:“这是您写的吗?”他笑着说:“比我写得好。”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这是我写的。”后来他才告诉朋友:“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一种谋生手段,我不能砸他们的饭碗。”

2005年6月30日,启功在北大医院逝世,享年93岁。早在二十多年前,他66岁生日时就为自己拟过一个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的这段话虽是戏言,却真的堪为盖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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