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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2017/5/9 16:56:28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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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琳玲

  编辑:郑廷鑫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地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雨后微凉的9月,他一身收拾得齐整利落,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看着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因为眼疾,即使是在室内,他白天都只能背光而坐。

  掐指算来,84岁的流沙河已进入耄耋之年。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之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嗖”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嗖”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一讲起《诗经?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诗句,他又起身而立,模仿起古代淑女摇摆腰肢的身段。“采野菜需要这样么?荇菜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写得清清楚楚,人不吃,是用来喂猪的。”

  “其实,这是周人用来祭祖先的,要让家中年轻女子下水去采。我把日子都考证出来了,是每年夏至前后的3天。后来,就演变成青年男女集体相亲的一个民俗活动了。

  “就像现在成都哪个公园里的‘相亲角’么?” 我打趣道。

  “对头!”老先生一口柔和的川话迅速接上,“所以孟子说:古今人情不远。诗歌都是跳跃,不像散文。我就是用这些想象就把空白部分补齐。”

  在2013年出版的《诗经现场》一书中,他像一个老派的绅士侦探,拿着一个放大镜,在故纸堆里查考小学、民俗、礼制,以至天文、地理、动植物学,为现代读者还原出81篇“现场报道”。

  男女相爱的浓烈与纠缠,文人壮志未酬的失意,君王的忧患意识,在幽默诙谐的川味文字演绎下,让人身临其境地回到两千多年前先秦之民的生活、劳动场景。

  “研究这些个东西,我脚得(四川话,觉得)很有趣,脚得很快乐。”回归一个“职业读书人”本色的流沙河安静平和,一派盈盈快乐的自足心态。

  “什么事都入心,什么事都不闹心,不存幻想。”和他相熟多年的媒体人何三畏感慨,“一个人应该像沙河先生这样变老,人生才是值得的,也更有尊严。”

  “我是旧社会的最后一代人”

  两天后的周日,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有一场讲座。这是他关于唐诗专题的第29讲。现场PPT先打出两首七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高适的《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两个小时里,老爷子的风趣引得爆笑阵阵。“李白同志太骄傲,不会搞人际关系”、“他在凤凰台上看的哪里是风景,是等着皇帝对他的第二次宠幸。可惜啊,中央文件就是没下来——反正,我这里没看出李白的灵魂有多伟大。”至于后一首,那是老人家高适“给被贬官的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呢”。

  观众席上坐得满满当当,有拄拐的老人、拎着购物袋的中年妇人、白领模样的时尚青年,还有携孩子同来的中年家长。来得稍晚一些的,就只能挤在阶梯上席地而坐。

  每个月,流沙河都会到成都市图书馆做一次传统经典的讲座,从《庄子》讲到《诗经》,到汉魏六朝诗歌,再到唐诗,一讲就是5年多,已成为成都市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我讲的这些个,就是过去一个读书人应该懂的、最起码的文化常识和素养。”流沙河嘶哑着嗓音解释,左手摸到沙发一旁的桌几,上头搁着两包撕开一角的金嗓子喉宝。这是5年做讲座留下的后遗症,咽喉药从此天天不离手。

  “我把这个当作我的义务,我的责任。”含着药片润了良久,流沙河慢慢地说,“因为我是旧社会接受教育的最后一代人。比我年纪大的,活着不多了。”

  按一度风行的主流话语,流沙河的人生在18岁那一年被分为两截。前半截属于“旧社会”,后半截则颇为波折:50年代小露锋芒的青年诗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被毛泽东4次点名的钦定“大右派”;80年代的明星诗人、作家;今天的训诂学者,传统文化的推广者和辩护人。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1931年生于成都,4岁时随家人迁回距省城35华里的金堂县槐树街老家。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

  这个瘦小、聪慧的男娃娃(四川话)还有额外的“加餐”。念初中时,每天下午一放学,他就背着书包和两个同学到一个前清老秀才家里上课。老秀才本名黄捷三,家境贫寒,靠给十来岁的孩子讲古文养家糊口。束脩也很微薄,他记得每年只收两次,“一次端午,一次中秋。”

  黄老秀才上课不算有趣,但会背很多诗词、古籍。给娃娃们讲课时,他会把诗词、古文里的每一个字、词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就是按最正统、最老的说法。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说法和原意并不相符合。”

  “但是,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跟着他读,大概懂得了这么一点意思。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到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的人格。”

  在四川文化圈里,流沙河的博闻强记远近闻名。他的“忘年交”、四川青年作家冉云飞一向自负于“读书破万卷”,但他把流沙河列入他这辈子见过记忆力最超群的三人之一。

  拿到我递上的名片,流沙河凑近一看,随即吟颂起“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这是唐代诗人储光义歌颂洛阳的诗句。“你这个玲,就是马脖子上铃铛发出来的声音。”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

  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捺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他也切断了和“反动家庭”的一切联系。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县级政府里一名负责征兵的科级公务员,1951年在土改运动中被枪决。这一段隐痛,被他封锁在心灵深处长达数十年。冉云飞说,流沙河从不提及父亲的死。

  庄生,儒生,一个新书生

  1956年,25岁的流沙河到北京参加完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回成都的火车上,他有感于毛主席亲自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写下了一组以花草、树木为主题的现代咏物诗,大意是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还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认定的真理。随后,《草木篇》发在他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份官办诗刊——《星星》的创刊号上。

  这组今日读来觉得有些幼稚、简单的小诗,却牵连出3个“反革命集团”,不少人因此受牵连。80年代,流沙河因工作每到各地,总会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他: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的《草木篇》。

  打成“右派”后,流沙河被开除公职、团籍。他先在四川省文联扫厕所、拉粮食,后来又在机关农场种棉花。“文革”伊始,他被下放到老家金堂县锯木厂,拉锯、钉包装木箱整整做了6年。期间,他被抄家12次,随时担心被革命小将们抓回成都批斗。

  惩罚性的重体力劳动,常年的营养不良,精神上的担惊受怕,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80年代,获平反的流沙河一度“官授”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但他从来不去开会。“整个80年代,他都表现得小心翼翼。”

  “沉入海底”的22年里,流沙河说,是先人们留下的旧书救了他一命,支撑他熬过漫漫长夜。

  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

  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遭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囫囵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

  三十多年后,流沙河把自己参透大半辈子人生的心得写成《庄子现代版》。确切地说,这是一本流沙河版的《庄子》。在流畅、幽默的白话里,他借助这位生活在2300年前的宋国漆园傲吏的言说,对如何面对世间的苦难、人心的诡诈,以及如何在现实里获得精神自由进行了一番自我解读。

  作为那场浩劫中大名鼎鼎的“受难者”,流沙河从来不曾“圣化”自己的形象。他直白地告诉别人:如果1957年反右不被揪出来,他估计自己也会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在被打入“谷底”的一年前,他也在使劲地批评胡风、俞平伯。

  “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被打成右派,对他未必不是一个拯救,否则他身上的人性之恶会表现得更多出来。”冉云飞说,流沙河对自己、对人性都有深入的体察。

  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骨子里,他保留着一个读书人的清明、孤傲。在何三畏眼中,“沙河老到晚年越活越明白,把世事看得很穿、很透。”

  在自己的三尺讲台上,流沙河时不时嘲弄着千百年来的中国士林阶层,说文人们以怨妇心态抒发怀才不遇、等待皇帝“宠幸”的诗是格调卑微。他也嘲笑另一位自杀的诗人屈原,说他的《九歌》给后代士人开了一个坏头。

  媒体人常被人视作见多识广,何三畏到流沙河面前聊时事却少有不忐忑的时刻——老爷子不光记忆力超群,而且涉猎甚广,大小事凡过目过耳,细节一概记得清清楚楚。“他平日里不光看一般的报纸、杂志,还读天文、地理、英文类的读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求欲。”

  曾有老友说他是个幽默人物,“常以无趣态度置身喜剧场中。”人生的苦楚、命运的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和荒谬,被他用知识的探求、文化的智趣、历史的参照给一一消解、抵御掉了。活到84岁,流沙河说自己人生到站,已“视死如归”。

  学者刘小枫在他80年代末的名作《拯救和逍遥》中,分析、比较了中西方诗人在遭遇人生困顿之后的两种精神“出路”:中国诗人选择逃循,在审美和德感寻找“充盈大和之乐”;而外国诗人发疯、自杀,或者走向十字架的救赎。

  流沙河是前者。而成都城里最受他赏识的两位晚辈诗人、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青年知识分子都陆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青年作家冉云飞和流沙河相交、相识近三十年。两人有34岁的年龄差距,是真正的“忘年交”。在对文化的热爱和追寻,以及政治社会理念上,他们都有许多共鸣与认同。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文化当作一个信仰,我想我还是有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追求的。”正在经历一次“灵魂震动”的冉云飞显得有一点点激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沙河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我们都不是。”

  对于流沙河,了解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四川文人曾伯炎的评价也许是最充分的——“流沙河是儒生加庄生加五四血脉铸成的一个现代书生”。

  一生都在汉字里

  从四川省作协退休后,流沙河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每日读书、写字和卖字。

  早晨7点半起床,给自己煮上一大锅玉米粥,配上芝麻酱和蜂蜜。早餐过后,凝神静养半小时,然后钻进书房开始做研究。中午,夫人给他下点面条、配点小青菜当午餐,他继续在书房中做研究,一直忙碌到下午4点才歇下来,运动、读报、听新闻。

  眼疾和体力,早已不允许他长时间做案头工作。80岁之后,流沙河却陆陆续续完成《白鱼解字》、《文字侦探》、《诗经现场》、《正体字回家》等文化、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

  “十年浪费于‘文革’,十年浪费于写诗,十年浪费于作文。”这是流沙河晚年对自己文坛生涯做的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总结。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摘帽那天,离他因诗获罪整整22年差6小时。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的编辑部。

  一切仿佛又回到1956年,此时已经47岁的流沙河又开始写新诗,这一次,他兢兢业业地写了10年。在70年代末到80年这一波诗歌高潮中,他和艾青、公刘、胡风、曾卓、绿原、杜运燮、王辛笛等一批诗人一道被称为“归来派”。

  诗歌始终是小众的、精英的一种文学形式,即使是在滚烫的80年代。流沙河却可算作是八九十年代知名度最高的明星诗人之一,这主要归功于他的两首现代诗——《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

  一位和四川诗歌界有着密切往来的“60后”诗人婉拒了对流沙河的诗歌作出评价的采访。80年代时,他还是某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流沙河在1983年出版的诗评集《台湾诗人十二家》。他认为,这是流沙河在80年代对中国诗歌文学界的主要贡献,“因为之前大陆这边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台湾的现代诗。”

  在川籍香港报人刘济昆的建议下,流沙河当时在诗刊《星星》上开了个专栏,每个月评介一个台湾诗人和他的诗。后来,他把这一系列集结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了轰动。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这些台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大陆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他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写的诗“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是个失败的诗人。私底下,他曾对一位友人直言,尤不喜欢自己某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诗,“他说用了大量排比句,是呼口号似的应景之作。”这位友人回忆。

  像每一个慕名拜访流沙河的年轻人,我一见面就提到中学时代背诵过他的那首《就是那一只蟋蟀》。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淡淡一笑。他已不再希望被人记住“诗人”这个身份。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

  因诗贾祸,也因诗扬名,流沙河一生的命运、声名都和诗歌有关。

  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虽然在那一代诗人里,他算是宣传腔比较少的。”“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

  “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冉云飞用钱锺书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流沙河的成就和个人名望之间的“错位”:“一个人的名声经常是误解加上讹传的总和。”

  4月,流沙河推出他在文字学研究上的最后一本著作——《正体字回家》。和他前3本一样,新书以正体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他用自来水笔完成的楷书手稿影印版。

  所谓“正体字”,是指1950年代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前的规范汉字。其实,从前的字不叫“繁体字”,而叫“正体字”。

  在新书里,流沙河的全部论说可用一句话概括:“现在的简体字如何没有道理,过去的繁体字如何有道理。”他主张让正体字回到当下的中国,“无论中间断了多少年,都要恢复。”

  他热爱着这些有着35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他一生的悲喜、荣辱都和它们息息相关。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抗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筠著的《字学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

  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也有好心人劝他: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已不了了之。现在,流沙河说自己只争朝夕,要为正体字留存的“合法性”辩护。

  “只要是和传统文化、文字传播、推广有关的讲座、活动,他很少会拒绝。” 何三畏有些担忧地说,老人家的身体不好,素性也不爱外出,“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到处跑。”

  清军入关时,大儒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冉云飞认为,在流沙河眼中,这个“天下”就是文化,“文化在,天下就在。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就是他的信仰和使命了。”

  这位曾被“五四”精神洗礼过的“老青年”批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吴稚晖、瞿秋白这一批“五四”时期主张废除汉字的激进知识分子们,“他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字。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汉字是非常先进的。国家终归落后有它的原因,但是,与文字无关。”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惟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所以,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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