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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电影节主席:好莱坞带来灾难
2013/6/4 10:15:55  观察者   

编者按:第66届戛纳电影节2013年5月26日颁奖,突尼斯导演阿布戴拉提夫.柯西胥的《阿黛尔》斩获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这部讲述同性爱情的影片获得了一边倒的好评。中国导演贾樟柯则凭借影片《天注定》获最佳编剧奖。可以说,尽管邀请了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担任评审团主席,但今年的戛纳依然实践着“为全世界电影打开一扇窗口”的信条。

 

在此背景下,我们再次刊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若麟、边芹于2005年对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主席吉尔.雅各布(Gilles Jacob)的专访。这位从1976年起把自己半生的时间都献给了戛纳的资深电影人,对中国电影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作家电影和票房的关系、世界电影的“单极”(好莱坞)和“多元”之争等话题发表了看法。雅各布指出,美国电影在世界市场的无限扩张或将导向糟糕的境地,戛纳要为世界电影保留另一种火种……

 

 

中国导演贾樟柯则凭借影片《天注定》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今天,人们正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消费电影,票房所起到的只是一个类似广告的作用——让人知道这部影片之后,再去消费其他领域的产品。

 

郑若麟、边芹:如你所说,戛纳追求的是“为大众拍摄的作家电影”。你认为从戛纳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你做到这点了吗?我们注意到,近两年来戛纳的获奖影片,尤其是金棕榈奖影片,票房成绩并不如以往或预期的好,针对这一点,你如何评论?戛纳电影节有什么对策?

 

雅各布:确实,有些金棕榈奖影片的票房不是很理想,而且有越来越走下坡路的趋向。

 

1979年,我担任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的第二年,那是我戛纳生涯中的最佳年份,是非常少有的佳作云集的一年:像科芒西尼的《大塞车》、科尔诺的《黑色系列》……在20部入选片中,有10部是上乘佳作。金棕榈奖被两部影片分享,一部是美国导演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另一部是德国导演施隆多夫的《鼓手》。仅这两部影片在巴黎的票房,就超过了125万人次!而今天,有的金棕榈奖影片票房不到10万观众,能够达到50万就算非常成功了。

 

金棕榈奖影片票房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电影票相对来讲还是很贵的,而且现在一部最新出笼的大片,比如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II》,和一部黑白旧片的票价是一样的……这一切都使情形变得越来越复杂。其次,电影票房普遍在下降,金棕榈也不例外,因为电影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首先就是电视的竞争。当我刚在戛纳担任选片时,法国电视只有两个频道。而今天在法国可以看到的频道就有上百个。其次就是来自DVD的竞争。尽管买一部DVD影片目前比一张电影票还稍贵一点,但人们可以自己录制。我就有一台DVD录像机,可以把电视台里我喜爱的电影节目录下来慢慢看。而这一价格才2欧元,是一张电影票的三分之一。因此,在今天人们已经有一种新的方式来消费电影,也包括消费金棕榈奖影片。另外还有技术的进步,观众口味的变化……事实上,电影已经不仅仅靠票房收入来支撑。在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最终收入中,票房收入只占总收入的第五甚至第六位。其他收入来自T恤衫、玩具……甚至包括电子游戏等等。票房所起到的只是这些收入中的一个类似广告的作用,也就是让人知道这部影片之后,再去消费其他领域的产品……这一切都是造成金棕榈奖影片票房下降的原因。

 

张艺谋的电影我很喜欢,陈凯歌、王家卫的电影我也很喜欢,但很难说哪部电影我最喜欢,因为我一直在变.

 

郑若麟、边芹:你在担任艺术总监的时候,选中了中国大陆的张艺谋、陈凯歌,中国台湾的侯孝贤等导演来戛纳,今天中国香港的王家卫也来到了戛纳。你对中国电影显然很熟悉。请问你对华语电影的总体印象如何?这三地的华语片在你看来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雅各布:对于我来说,中国台湾的侯孝贤、中国香港的王家卫——这是一位文化水平很高和才华出众的导演,今年他的《2046》入选戛纳——这样一些大导演,他们不仅仅是中国导演,甚至可以说超越了国界,是世界级的导演。像这样的超越民族的艺术家,他们感觉得到世界正在甚至将要发生的事,就像“通灵者”一样。就像二战前的两位法国导演让-雷诺阿和马赛?卡尔内,在他们当时拍摄的电影中,我们不仅仅能够感受到战争临近的气氛,而且它已经传递出法国战败的味道。他们拍出了“失败主义”的影片。在他们的镜头下,人们看到逃兵、军队低落的士气、正在分崩离析的社会……所有这一切,这两位导演在战争爆发前五年,在所有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来了。

 

这种能够感觉和把握住世界趋向的导演,不管他来自中国的什么地方,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代表着才华,代表着来自东方、来自亚洲的才华。这种才华是超越国界的,戛纳也为彼此之间的和解、更深入的相互理解和各方的谅解做了很多工作。到了戛纳,他们就会进行交流,他们将会意识到,他们实际上面临着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即拍片的艰难。作为一个电影人,不管来自世界哪个国家,面临的都是同样的困难。因为这是一个从羞辱走向羞辱的职业。你创作了一部剧作,你当然想读给人听。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如何进行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一般都会有一个审读委员会或剧本阅读者。他们就跟你说:还不错,不过要修改这里,要删去那里……给你一种非常蔑视你的感觉。然后剧本通过了,就要找制片人,于是又有人对你说这不行、那不行,太贵了:剧本里有200头大象?你只能放2头……等到终于开始拍摄时,你已经消耗掉60%的精力了。因为你要填那么多的表格、拜访那么多的人、忍受那么多的羞辱……而戛纳,则是对忍受了这一切的电影人一个最好的安慰。当你被选入围时,你就可以对你的剧本审阅人、制片人说:瞧!现在是我在戛纳,而不是你们……这几乎对所有的电影人来说都是非常振奋的。

 

 

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主席雅各布

 

郑若麟、边芹:你在与中国影人交往中,有哪些人与事对你的印象最深?

雅各布:这要看情形而定。张艺谋的电影我就很喜欢,陈凯歌、王家卫的电影我也很喜欢。很难说有哪部电影我最喜欢,因为我一直在变。有几年,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与《菊豆》之间,我更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但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又喜欢上了《菊豆》……我经常在变。你们对电影的喜爱难道不会改变吗?

 

郑若麟、边芹:当然也会变,会随着情绪、生活的变化而改变……

雅各布:就是,我也一样。这是非常神秘的。在我心目中,最佳影片的排列一直在变化之中。

 

对中国影人有两个建议:年轻人要多参与戛纳电影节《电影基金》单元;已成名的导演要多拍反映家庭以及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的电影。同时必须避免一个使人气馁、绝望的结尾.

 

郑若麟、边芹:近年来戛纳电影节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桥梁。你作为这个电影节的主席,对中国影人——年轻的新人、在校的电影专业学生,或已经有一定建树的导演——有何忠告和建议?

雅各布:我不敢说忠告,但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给有志于拍电影的中国年轻影人:拍一些短片,甚至拍一些数码电影或录像片,因为这不那么贵,然后寄给戛纳电影节《电影基金》(Cin?fondation)单元,我们会观看这些影片,将这些影片展示给观众。因为《电影基金》是未来导演之家,喜欢拍电影的年轻人不要犹豫、害怕,大胆地将自己的作品寄来,我们会很高兴地观看和筛选。

 

第二个建议是给已经有所建树的导演,包括已经成功的大导演、或已经拍出很好的作品但尚未来戛纳,而戛纳有可能使他们更为出名的导演:拍一些反映今天生活问题和当今时代的电影,拍一些反映男人、女人,男女之间,家庭以及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电影。因为这些都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不过要注意的是,即使是拍一部悲哀的影片,也必须避免一个使人气馁、绝望的结尾。如果人们看完电影,就产生从窗口跳下去的欲望的话,观众是不会接受的。很多送到戛纳的电影都是这样的,这不行。如果接连观看这类电影,那么戛纳就会被一种忧郁的情绪所包围。只要三天,人人都会消沉下去。这不是戛纳所寻找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拍出一个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尾。而是必须给“希望”留下一点火星,一个哪怕是小小的位子。此外,一部电影也不要太长。导演往往会爱上自己的作品,到后来什么都舍不得剪辑,于是片子越来越长。而在我看来,就像有一位伟大导演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一个片段你很喜欢的话,把它剪掉”。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意思是不要有自恋情绪,不要沉浸于沾沾自喜之中。

 

由于投资紧缺,法国作家电影正处于危机之中.

 

郑若麟、边芹: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新新浪潮派”电影已经衰落,被轻喜剧电影取而代之……
雅各布:
确实,法国影坛有一种回潮现象,这是源于电视的影响。就是所谓电视20:30分的黄金时段。为了能够挤上这个时间,大家都在想着拍喜剧。今天在法国,没有电视台的共同投资,一个导演很难找到足够的钱来拍片。因此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不管怎样,风向总是会再发生新的变化的。不过法国有一个法国式心理片的传统。比如克洛德?索泰、莫里斯?皮亚拉等,这类电影比较难以越出国界,也许是因为对话太多。美国人很快就悟到,在一部电影里对话不能太多,特别是对话中所用的词不能太复杂。美国人一般仅用两、三百个词。这样一部电影就更容易被外国人所理解,外销也就更容易。这是一个商业上的算计。美国人所有的算计都在于对外销售电影产品,因此电影是娱乐商品。而我们法国人则更注重于拍摄一些文化的、艺术的电影。“文化”这个词在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电影只求娱乐、消遣。所以,美国人拍得更多的是一些娱乐片、消遣片,而非我之前所说的“为大众所拍的作家电影”。

 

今天在法国,一部电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有很长的生命力。上映一个星期之后,要是票房不佳——有时甚至都不到一周就淘汰。有的影片更惨:批评界没有好评,上映头天没人去看,基本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因此,电影的投资者不得不研究,如何办才能使其所投资的电影的生命力不至于仅一个星期!有时甚至是做出技术性处理,直接送到电视台放映。这样的影片不再是为电影院所拍的电影,而是为电视所拍的电影。

 

郑若麟、边芹:这股回潮是否也意味着,作家电影正处于危机之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受到批评家好评的电影,却在电影院里遭到观众的抵制。观众与影评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

雅各布:是的,作家电影处在危机之中,电影出现了回潮是其因素之一。过去像特吕弗、里维特、罗迈尔等等,他们一个人拍片,什么都是自己来,从头到尾。而现在剧作者又回来了。剧作者写剧本,当然有时导演也参加剧本的创作,但主要是由剧作者来写一个故事。这就不再是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一个人的世界里的故事了,而是精心写作一个剧本,这显然是受美国商业片的影响。在美国影片中,任何一幕场景,如果不能推动剧情向前发展,那么它立即就会被删除。除了受法国“新浪潮”影响的一部分美国影片。

 

戛纳正在改变,似乎不那么“精英化”,而更为大众化了。入围的影片,首先必须有艺术才华,还要有新的创意.

 

郑若麟、边芹:那么这一危机对戛纳电影节是否有影响?是否意味着戛纳电影节也会在坚持作家电影的总方针下,在选片上将更加注重大众的口味?戛纳是否正在改变风格?

雅各布:确实,戛纳正在改变。弗雷莫做了一点小小的改良和方向变换,以使戛纳的入选电影更易被接受,更容易理解,不那么“精英化”、而是更为大众化……要知道,在法国,存在着一个巴黎电影批评小集团,他们在散布某种类似“百慕大三角”地带一样的“恐怖主义”,他们对作家电影的追求是那么的极端、知识分子化和偏激,以至于得到他们好评的电影,只能吸引三十个人去电影院。刚才你们提及电影批评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确实已经很大了。

 

前几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被称为“帕特里斯?勒孔特反击批评界”。勒孔特强烈批评这些极端的作家电影批评家,认为电影也应该为大众所拍,而非为二三个批评家所拍。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戛纳电影节当然也非常关注。

 

戛纳电影节对金棕榈奖票房不到十万的批评也并非无动于衷。因为这不仅仅是令人烦恼的,而且也是对电影事业有害的。但与此同时,戛纳电影节也不能放弃其先锋性、探索性,而任由作家电影走向没落。就像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有技术研究和创新一样,电影业也必须有其研究和探索的部分。戛纳电影节就是为电影业的这种探索和研究提供帮助。

 

郑若麟、边芹:那么入围戛纳电影节究竟是对导演作品艺术才华上的肯定,还是对其艺术探索精神的鼓励?

雅各布:全部的问题就在于此。首先当然必须有艺术才华。一部没有才华的“探索”电影,我想是不会太有趣的。其次,我想,戛纳电影节应该包含所有类型的电影,而且在一部好影片之外,还有一点“更多的东西”。正是这一点点“更多的东西”,使一部电影能够跻身于20部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影片。

 

郑若麟、边芹:你能否具体描述一下这一点点“更多的东西”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吗?

雅各布:比如是导演手法上有着特殊的才华。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切都已经尝试过、想象过、使用过、描述过了。世界电影当今的困难之处,在于电影艺术的先驱者们都已经或去世了、或退休了、或已经离开影坛了。因此,目前活跃在世界影坛上的都是他们的追随者。当你是一个先驱的时候,人们是用一种新鲜的目光来看你,是你正在创造一切;而当你只是追随者时,人们就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你:你拍的东西不错,但是费里尼已经拍过了,伯格曼已经拍过了……这时人们是用大师们的目光来看你了。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去深思。这时,光有心灵就不够了,还要有脑子,要比前人走得更远。除导演手法上,还有剧本的撰写、故事的叙述……

 

其次,这一点点“更多的东西”就是创意。比如有一部入选戛纳的侦探片:《警察之间的战争》。它比一般侦探片多的是其社会背景,是它披露了在国家警察与刑事警察之间存在着某种不正常的竞争,结果导致在侦破案件时,相互隐瞒手中掌握的资料,最终却阻碍了破案。同样一部侦探片,也可以拍得有创意,可以拍得就像一幅外省凶杀案的风俗画,可以按时间顺序来拍,也可以充满了象征,甚至借用圣经中的喻意……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只要不是抄袭他人。为什么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人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必须对世界电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为他不能被一些抄袭、模仿、移植的作品所迷惑。因为如果对世界电影认识不够的话,就无法分辨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意。

 

在戛纳电影节的几十年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中:抵抗着一些国家要我选我不想要的电影的压力,和美国不给我想要的电影的压力.

 

郑若麟、边芹:今年由喜欢东方动作片的塔伦蒂诺当评委会主席,而评委中又有一个动作片导演徐克,这是否会对今年的金棕榈奖产生影响?

雅各布:是否会产生影响,我不知道。但这表明戛纳电影节评委尽可能向所有国际导演开放的一种意愿。徐克没有来过戛纳。这也许是我的错误。徐克拍出过许多非常出色的影片,有悲剧,有浪漫剧,有功夫片等等。也许有一天他的作品也会入选戛纳。今年他是同样热爱东方电影的塔伦蒂诺为主席的评委中的一员。我们等着看他们会如何选出金棕榈奖影片。对徐克来说,到戛纳来,看一看他过去不了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也许会扩大他的视野,给他新的灵感……总之这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郑若麟、边芹:戛纳的十二天,吸引了全球影人的关注。作为电影节的主席,过去的艺术总监,你有没有来自各方的压力?

雅各布:我几乎自始至终、每时每刻都处于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中。比如有外交压力。世界上有85个国家拍摄电影,而我们每年只能选进12个。其他73个国家便十分恼火。有的国家就会指责我们连续几年都不选他们国家的电影。还有来自专业领域的压力:“为什么你不选我的片子?我的片子是世界上最好的!”还有就是“友好的”压力:总会有些朋友来说,为什么你不选择某某人的某某片子?当压力从四面八方来得太多的时候,也就不起作用了。当压力来时,我总是竭力抵抗,我总是告诉前来施压的人,你这样做是错误的,这会对你本来也许非常好的电影造成损害。因为当你去看这部电影,不是带着善意和专注,相反想到“哎呀,有人为这部片子施加压力……”时,你就有可能比平时更为苛刻得多,因为你不想在压力下退让……

 

郑若麟、边芹:是否也有来自美国大制片公司的压力?

雅各布:来自美国大制片公司的压力是恰恰相反的:不让我们选他们的电影。因为他们害怕法国和欧洲影评界——他们是非常严厉的——对他们的作品作出不利的评价,然后反过来影响美国的电影评论,这样他们的这部电影就有可能面临票房失败。几十年来,我就是这样,抵抗着一些国家要我选我不想要的电影的压力,和美国不给我我想要的电影的压力……

 

郑若麟、边芹:最近几年我们还注意到,戛纳电影节期间,大街上的电影广告少了。这是否意味着电影节的收入——当然是指私人部分而非国家拨款——是否也减少了?这对戛纳是否有冲击?

雅各布:经济危机首先就表现在戛纳的广告上。在戛纳做一幅广告是很贵的。对于任何一个前来戛纳参加电影节的人来说,价格是非常贵的。飞机票、旅馆费、服务人员、新闻从业人员、摄影师……这一切都是要钱的,而且是不菲的钱。这一切都是为了把电影卖出个好价钱。如果电影成交了,那一切好说。如果电影销售得不好,那就糟了。而大街上的电影广告,说穿了是一种自寻快乐。要知道,戛纳是一个电影界的小圈子。当然戛纳也有居民和游客。但实际上花大价钱买下戛纳街头的广告,就是相互间攀比一番:瞧,我的广告比你大,服气吧?而随着经济危机的来临,这种广告大幅下降。过去有一段时期,人们把钱从窗口扔出去,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现在这种现象已经结束。相反,人们给我们打电话:能否帮助我们一下……这在过去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戛纳仅仅邀请入围影片的导演和两位演员来戛纳的三天费用。现在有人会要求再增加一个演员、延长几天住宿……这充分证明了目前世界经济的严峻形势。

 

法国是全球上映世界各国电影最多的国家。戛纳是为各国电影打开的一扇窗口。如果没有这扇窗口,电影会更糟糕.

 

郑若麟、边芹:我们谈了很多戛纳的情况。现在是否能够从戛纳电影节脱身出来,看看世界电影的现状。你认为世界电影业是否同样存在着一个“多极”与“单极”(好莱坞)之争?你如何看待戛纳电影节与好莱坞的关系?世界还有多少可以抵御好莱坞的国家?对世界电影业的未来,你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雅各布:我还不至于说我是悲观主义者,但对当今世界电影的现状确实有点担心。其实好莱坞的问题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美国电影占多少比例,和本国电影占多少比例的问题。比如在法国,美国电影的占有率是55%。当我们与美国领导人谈到这一点,美国片在法国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5%时,你们是否满意?不满意,美国人永远不满意。他要占到58%时才满意。但到那时他又想着继续提高一点。问题恰恰在于,当美国电影市场占有率提高时,其他国家的电影市场占有率自然会下降。应该强调的是,我担心的并不是法国电影市场占有率的下降,而是其他国家的份额。现在大致是美国55%,法国本土大约40%,剩下的5%是世界各国电影。十年前各国电影在法国的市场占有率还有10%,现在下降了一半。当这一数字下降到3%的时候,那就是灾难性的了。要知道,法国已经是全球上映世界各国电影最多的国家。要是在德国,除了德国片和美国片,你是很难找到其他国家的电影的。戛纳就是为全世界各国电影所打开的一扇窗口。如果没有这扇窗口,那世界电影就会走向糟糕的境地。由此出发,我对世界电影的未来非常担忧。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电影的未来前景也是乐观的,但只是一种审慎的乐观。电影面临很多困难,特别是今后这几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法国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在拉法耶特大商场总会发生一些事情”;世界电影也一样,“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在中国,可能发生在澳大利亚,可能发生在墨西哥……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的责任,就是到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地方去寻找电影,而这不会永远是在一个老地方的。电影是不会死亡在某个地方的。就好象史前人类必须要点燃火种一样,当通过磨擦生火、产生火种之后,就要保存火种。要保护它不让风吹熄、不让雨浇灭……电影也是如此。电影这颗火种已经在那里,必须保护它,使它永远燃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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