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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伊朗裔艺术家西丽.娜沙特
2013/8/20 16:13:25  外滩画报  武林  


(西丽.娜沙特 摄影/Lyle Ashton Harris 图片由艺术家本人及纽约 CRG 画廊提供。)


西丽.娜沙特的眼妆很特别,上眼线很淡,下眼线极浓,沿着眼角向眉上飞去。这让她在人群中相当显眼,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伊朗。
成名至今,人们依然问她,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她现在是美国人。这个问题又有许多答案—她来自伊朗,在美国学习艺术,并通过在作品中讨论伊朗问题在西方获得名声。不同的身份认同在她的作品中交缠,也附着在她身上—上身是一件来自老挝的民族服装,脚下踩着一双高跟鞋。
她喜欢穿黑色。2009 年,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露肩礼服,接过威尼斯电影节银熊奖。平日里,她用风格鲜明的首饰搭配黑衣黑裙。在她的摄影和影像作品中,女人们也是一袭黑衣,黑色的面纱之下露出黑色的眼睛。事实上,在她早期的艺术创作中,她经常使用自己的身体和面孔。她就是自己作品中的女人。



B=《外滩画报》S=西丽.娜沙特(Shirin Neshat)

B:听说你父母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而祖父母是非常传统的伊朗人。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给你的童年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S:我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加兹温(Qazvin)长大,那里算是伊朗第三大宗教城市。我们家里其实一切都很现代,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外面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许多禁忌。我们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中产阶级家庭,穿非常现代的服装,也常常旅行,但在公共场合,我必须戴着面纱。看电影也是被禁止的,我父亲从来不去看电影,如果被别人看见了,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小时候总会担心,整天为我的父母向神祈祷,但愿他们不会因为不祈祷而下地狱。我的确一直夹在中间,一边想要更虔诚,一边想要更现代,一边崇拜西方的时尚和生活方式,一边是我的祖父母以及整座城市的氛围。


B: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对你的家庭影响大吗?
S:每个伊朗人都被波及,对我的家庭而言,主要是经济上的影响。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上了年纪,退休以后没能得到社会保障,农场也被夺走了,树被砍了,水被停了,简直就像一场噩梦。他和政府做过斗争,最后死了,这让人很伤心。他曾是一位医生,为那座城市做出了许多贡献,当他老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仅仅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这是一个悲剧。


B:后来你在美国求学,伊朗人的身份是否给你带来过麻烦?
S:我唯一一次感到强烈的歧视是在“9.11”之后。坦白说,此前我一直很幸运,不知道民族偏见为何物,突然之间,“9.11”之后第二天,我就立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歧视,仅仅因为我来自中东。除此之外,在美国和欧洲,我也常常感到人们对于穆斯林的偏见,而且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穆斯林。这让我非常沮丧,因为他们不懂得穆斯林是不能轻易普遍化的,不同的穆斯林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价值,包括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我们也各不相同,不能把伊朗女人、沙特阿拉伯女人和土耳其女人相提并论。他们还觉得伊斯兰教的任何形式都是一样的,但世俗伊斯兰和原教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最糟糕的刻板印象就是彻底的无视,尤其在西方。


B:在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上听到对伊朗政府的批评时,你是什么感受?
S:我并不想太多地介入此类政治对话,我在作品中象征地表现它。


B:但你也提到了西方对于伊朗的刻板印象。
S:那是对于人民的偏见,而不是政府。很多西方人分不清这两者,觉得伊朗人都是反美、反对以色列,其实那只是政府的立场。


B:那你觉得西方观众能够完全理解你的作品吗?
S:不,他们不能,即便是顶尖的评论家也常常有失偏颇。当然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误,一部分也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很多信息。比如,神秘主义是我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这来自伊朗的文化,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那种神秘主义的诗意,把一切惆怅都当成悲伤。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使用那么多不合逻辑的古老语言,那是因为我们有审查制度。


B:你所理解的女性主义也同欧美的女性主义者不同,能否解释一下?
S:因为我主要以女性作为表现对象,所以人们立刻就认为我是女性主义者,但我不确知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比男人更能理解女人的处境,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其他意义上,因此我对伊朗女人很感兴趣—她们和这个国家的关系,她们身上的冲突性,如何反对战争,又如何反叛权力。而我所了解的西方女性主义,主要是女人想要取得和男人一样的平等,女人想要变得更像男人。在我的文化里,并不是这样的,女人不想成为男人,只是寻求一种性别间的平衡。我们没有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但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像男人。我们来自一个更加传统的社会,我们也喜欢这种传统,而不是要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去和男人竞争、斗争。当然我也不反对女性主义运动,我是支持的。我只是反对一些西方媒体以为全世界只有一种女性主义的模式,其实我们并不想要成为他们文化中的那种女人。


B:如果把你自己放进展览空间中—代表权力的人、反抗权力的人、被权力牺牲的人,你会处在什么位置?
S:其实我也拍了自己,但最终没放进来。因为这些都是年轻人,二十来岁的人,他们处在革命最前线,不是我这个岁数的人。


B:在精神上呢?
S:精神上我当然和他们一起。我亲历过一些革命的场面,但我没有站在前排,而是像一只小鸡,站在后排,声音很小。这些人代表着那些愿意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他们可能被扔石头、被警察带走、被杀害,这是了不起的。只有青春,才能这样义无反顾。


B:这种高度的政治性对你的艺术而言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责任?
S:我不会这么说。你并不能选择政治与否,我被赋予的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我一度不能回国,被迫流亡,与家庭分离,正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让我们变得政治起来,被政治所定义,这不是个体所能决定的。因此我觉得每一个伊朗艺术家都是政治性的,不管我们自己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映,我们与政治现实离得很近。


B:但仍然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艺术路径。
S:我的作品总是回溯到我的情感,对生活的理解,为事物寻找意义,围绕现实的本质,那些比自我更大的东西。我很难想象可以通过描绘自然风景来表达这些,即便我要画,也肯定不仅是画它的形状。环境注定了我们的视野,这是我的理解,也许是错的。我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可以只画风景,那是不可能的,不会有那种心理空间。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因为我当时在流亡中,这让我无法摆脱。也许对你们来说,如果生活舒适,对政府没有意见,那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当时遇到的是一个即刻的紧急状况,没有选择。


B:你曾说,美是批判性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S:我们所谓“美”的概念来自于经典的伊斯兰艺术和波斯艺术,就像你们古老的中国艺术,这几乎就是我们的神秘主义的一部分—真主热爱美。地毯、书法、装饰品等等,一切我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很美的,让人愉悦,包括茶壶、餐具都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是非常积极的,代表着我们的古老历史。当我在暴力的、政治的当代景象中使用这些元素时,却是可怖的,因为它同时诉说着过去和现在的美和恐惧。我从来不会在失去立场的情况下使用美,其中总是包含着一些黑暗的、让人不安的内容,比如,女性和武器、身体和书法的对立。我的所有作品都包含着一些对立。


B:在对立的概念中,你如何站队?
S:我试着不去站队,但我在东方生活舒服多了。我们现在是在东方对吗?(笑)你们可真够西方化的。我想念传统的生活,想念那些混乱、人群,我甚至喜欢拥挤的交通,喜欢做疯狂的事情,我讨厌秩序。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往外面跑。


B:你有计划回国吗?
S: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肯定不受伊朗欢迎。我可以去,但我不能住在那里。


B:童年时那种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挣扎,是否依然存在?
S:当然。只是现在可能更加自觉一些,以前有一些无知。我每天都在经历这种挣扎,一部分也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有些敏感的人,总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适,对作品有疑问,对自己和他人持续地感到失望,去挑战一些很高的目标却时常失败。我觉得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都会有遭遇,总会遇到障碍,没有谁能逃过命运,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承受更多。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就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性格去生存,必须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危机和处境,不要失去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角度。越是挣扎,就会越坚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挣扎。是我这个岁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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