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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心理不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2013/4/7 10:01:50   现代摄影网  莫 言  
 

旁观者是我们,打人者会不会也是我们?其实,只要做了旁观者,完全可能成为打人者。

   

题目是《打人者说》,其意为,凡打人者,总是有许多的话要说。首先要对被打者说,说“我”——或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为什么要打“你”,亦或是“你们”。凡打人者,之所以打人,总是首先要占领一个道德的高地,于是义正词严,举拳有理。一般情况下,被打者是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的,因为,一旦当象征着正义或代表着正义的拳头高高地举起来时,道德审判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正义的报复。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以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见惯了这种正剧——即便是惨剧,我们也只能当做正剧看。我们在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已经把这样的惨剧当成公道和天理。这公道和天理的根本依据就是:杀人者偿命,作恶者受罚。于是,我们把人施之于他人肉体的暴力,当成了天道的报应。于是,我们不仅习惯于棍棒施之于肉体,我们还习惯于拳脚施之于妇婴,我们还习惯于那些天才狱卒们的发明:从腰斩到凌迟,从剥皮剜眼点天灯到枪筒戳肋骨到头顶上放爆竹,因为这一切,都是假借了正义和天道。关于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有种种或庄或谐的判断。但我要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对同类施以酷刑——以上这些漫无边际的感慨,都是因为不久前我去怀柔的一个画室,看了中央美术学院毕建勋教授一幅巨大的中国画而生发。这幅画长约六米,高约三米,画面上有一百多人,有两个人在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其余都是身份各异,年龄不同,表情万端的围观者。这幅画作的题目就叫《打人》。刚开始我以为是幅油画,但问过之后知道是幅国画,是使用中国水墨中国纸张画成的中国人物画,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对我有意义的是这幅巨作所产生的力量。画家问过我的感受,我说:震撼!又问,还是震撼。这震撼当然与画作的尺幅有关,但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幅画作所表现出的被我们司空见惯了的场景,实际上成了一幅巨大的镜子。这镜子照出的是人心,是我们已经麻木的灵魂。

   

我对画家说,我已经活了五十五岁。童年时曾经挨过很多次打,父母打过,老师打过,村里的同伴打过,村里的干部打过,也曾差点被北京胡同里的女人打过,但我除了打过女儿一次,从来没有打过人。即便是打女儿那一次,也是我心中难以逝去的痛,想起来便感到深深的罪疚。但这能否说明我就是一个好人呢?能否说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呢?不能!因为我看过无数次打人,当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打坏人,当然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打恶人。当我看到那些据说是曾经残酷地剥削过、迫害过贫农的地主被吊在梁头施以酷刑时,当我看到集市上的小偷被群众顷刻之间打得血肉模糊时,我的心中产生过不忍,但我并没有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即便我心中觉悟到就是真正的罪犯群众也没权力对其施以酷刑和肉体打击时,我也没有胆量跳出来为被打者说一句话。这幅巨作上那些旁观者,其实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

   

旁观者是我们,打人者会不会也是我们?其实,只要做了旁观者,完全可能成为打人者。我,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打人者。当我们遭受到不白之冤时,当我们蒙受了奇耻大辱时,当我们遭受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又没有力量报复时,我们的心中,是否想象过一个对那些恶人施以暴力的场景?你们也许没有,但我有。几年前当北京胡同里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无端地欺辱了我和家人时,我想象过对这个女人施以酷刑的场面;不久前当我看到那个河南的农民被警察屈打成招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若干年后因为“死”者竟又活着出现终致冤情大白的案例后,我就想象过对那些刑讯逼供的警察施以同样的酷刑,这样的冤冤相报是人世间循环上演的戏剧,符合多数人的心理。据此我说,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打人,尽管我们今生也不会打人,但这幅题名《打人》的巨作却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因为我们都在精神上打过人,并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打人者。

   

当然,我们也很有可能成为被打者,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施恶者挨打是天道时,那么,天道就是一张施恶的遮羞布。当强者对弱者举起拳头时,完全可以把被打者说成是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没有人去深究被打者是不是真的有罪。就这样,许多无辜的人,都被当成恶人打了,或者被打死了。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就说明人还不是真正的人。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你打的是什么人,你距离野兽就很近。其实,这个地球上,真正的猛兽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而是人。人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魔鬼。人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所谓六道轮回,其实都在人心中,一念之差,此身已堕入地狱。拳头举起来,灵魂沉下去。这些意思,画家已经用他的画面,向我们表露得十分清楚。

   

当年,鲁迅用他的笔,揭露了“看客”心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不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全人类的劣根性。我的小说《檀香刑》是受鲁迅对看客心理的批判启发而作。我想到,看客之外,还有施刑者与受刑者,这三者之外还有导演,四方合一,方能构成一台大戏。于是我写了刽子手,写了罪犯,也写了施刑的场面,有些人对这部小说中的“残酷描写”多有批评,但我想,酷刑也是一面镜子,会照出各种嘴脸,当我们从中看到自己的狰狞嘴脸时,是需要一点勇气才敢于承认那就是“我”的。毕教授的画作《打人》与我的拙作《檀香刑》多有暗合之处,只不过画面的力量较之文字的力量更为直接。我不敢说自己已经看懂了毕教授的画,但起码是,从毕教授的画里,我看到了我自己。

   

似乎仅仅用画笔还不足以将心中的话表现出来,毕教授与他的研究生盛华厚,又合作了与《打人》这幅画密切关联的诗剧《打人》。我认真地读了这诗剧,深受感动。尤其是尾声部分,几乎是泣血锥心,像一个传教者,为了把爱灌输到荒凉的人心而顿足悲号。看到这里,我似乎懂了,毕教授画《打人》,不仅仅是要用这种巨幅画面警醒世人,而是要唤醒人心中沉睡的爱,对他人的爱,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人类的爱,爱是《打人》的唯一主题。

  

“我挚爱的人啊/你们自己把自身摧残至此 /你把我摧残至此/ 你把你摧残至此/ 那无处不在的摧残/ 就是我的悯人悲天 /别再让我痛苦万般

   

这样的超越了阶级、种族甚至善恶的对人的爱,是上帝的胸怀,这样的爱从来没被实行过,今后也不可能被实行,但这样的爱是存在的,这也是上帝存在的理由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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