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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我与上海经济的“三落三起”
2013/4/8 13:43:35   现代摄影网  王洪伟  
建国后,上海经济历经三落三起。在三起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邓小平留下的特别脚印和经典话语。

  

从1949年到1958年,中国工业着重布局内地,处于沿海的上海,工业经济基本维持原状,主要从资金、技术和人才上支援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央意识到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上海经济开始出现第一次跃起。其间,邓小平数次到上海指导工作,明确上海工业建设朝“高、精、尖”方向发展。他说:“上海要搞就搞大的,搞小的不合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经济发展不进反退。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全面调整,尽管诸多中央调整政策遭受到“四人帮”及其它上海帮派骨干的抵制,但上海经济仍趋于好转。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后,对上海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倾注了更大心血。他说:“副市长、副省长必须能干工作,厅局长一定要是壮丁。”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和上海》一书中认为,没有那次上海领导班子的重组,“就不可能有上海自1990年代以来的飞跃发展”。

 

  

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上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经济发展一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邓小平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在他的力主下,浦东开发开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上海经济从此进入快车道,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龙头”。

  

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引发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第二轮思想解放浪潮。上海经济在此次浪潮中第三次起飞。事隔13年后,《外滩画报》记者专访了该文的作者周瑞金先生。从《人民日报》副总编退下来的他依然保持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谈及邓小平之余,更对当下时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一落一起(1949-1966)

  

上海要搞就搞大的

  

“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如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如果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

  

“上海潜力很大,本领不小,有老基础,不要小看了。上海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争"仍然时刻威胁着年轻的共和国。"防止打大仗"的思维对经济建设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五"计划时期,尽管上海等沿海地区具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为了改变我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主要为了应对战争随时爆发的危险,国家把新建工业的重心放在内地。对上海等沿海地区而言,"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其潜在力量,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一五"计划期间,上海为全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设备、产品和资金,还包括人才、技术和教育。当时,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在上海单位上缴数)约占全国总收入的1/6;向全国供应了总价值超过200亿元的工业品;向兄弟省市输送了近50万建设人才;调往全国的技术工人占全市技术工人的1/5;技术人员约占全市的1/6。

  

这种发展思路客观上影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生产设备得不到补充和更新;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得不到调整;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无法充分发挥。"一五"期间,上海工业总产量平均年增长率为14.5%,低于全国18%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低于其他沿海地区。尤其是195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5.6%,而上海反而降了2.8%,其中纺织业下降11.1%,轻工业下降了1.4%。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和沿海地区军事对抗态势的缓和,中央对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定位开始变化。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毛泽东针对一些人怕打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思想提出:"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

  

毛泽东委派陈云到上海传达他的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党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必须充分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这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捷径。

1959年2月,邓小平等人到上海视察,并出席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就"大跃进"时期的工业形势做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要从"全国一盘棋"的全局出发,充分发挥上海的优势,实现上海的更快发展。

  

他反复强调:"对全局关系最大,无非是上海、辽宁、黑龙江、天津等地,而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如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如果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上海潜力很大,本领不小,有老基础,不要小看了。上海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1959年秋,邓小平再度率领中央各部委10余人到上海,指导制定上海远景发展规划,明确上海工业建设朝"高、精、尖"方向发展,加速发展仪表电讯业。他说:"上海要搞就搞大的,搞小的不合算!"

上海由此开始提出"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实现上海本地工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到1960年代中期,上海已经形成仪表电讯业、国防尖端工业、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基地雏形,一改上海传统工业结构,为上海工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落二起(1966-1979)

  

厅局长一定要是壮丁

  

1973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虽然遭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帮派骨干的抵制和反对,但到了1975年底的时候,上海经济开始趋于好转。

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后,对上海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 18名年轻干部脱颖而出,为上海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组织保证。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经济带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处于政治风口浪尖上的大上海也毫不例外。

其间,邓小平也经历着“二落二起”的政治考验。“文革”开始没多久,邓小平就失去了一切职务。

  

1973年,邓小平被毛泽东重新起用,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不顾“文革”灾难造成的巨大政治经济后遗症,艰难主持全面整顿工作。但邓的做法遭受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帮派骨干的抵制和反对,污蔑邓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走回头路”、“唯生产力论”,并突出宣传上海钢铁五厂等一批“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把上海作为对抗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基地。

1971年到1973年,上钢五厂通过技术革新,钢产量有明显增长。但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秉承张春桥的旨意,硬将上钢五厂培养成“靠批唯生产力论批上去”的“典型”,亲自坐镇,大批岗位责任制,批生产发展速度,批抓生产业务,并在当地和全国媒体上大肆鼓吹,导致上钢五厂生产直线下滑。

  

上海的异调引起邓小平的震怒,他决定找马天水谈一谈。

 

  

1975年6月,邓小平趁在上海公务的间隙,把马天水找去谈话,严厉谴责有人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破坏生产。但马天水仗着“四人帮”的势力,顶撞说:“这个厂的生产就是因为批‘唯生产力论’才上去的。”

即使如此,到1975年底的时候,在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上海经济依然趋于好转。

  

“文革”期间,中央的政治路线在上海遭遇到地方帮派的抵制,这也使邓小平对此感到警觉。特别是1975年“四人帮”在中央谋划争权失败后,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句“十年后再看”对邓小平触动很大——要贯彻落实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先行。

  

邓小平1977年再度复出后,开始强力推进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自己也身体力行,从1980年到1989年逐渐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邓小平倾注了更大心血。

  

1979年7月21日上午,邓小平专门就此来到上海,接见上海市委的全体常委和几位顾问。他指出,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涉及到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能否掌握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干部手中。就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他说:“市委常委这么多人不太好,最好7个左右。”上海市委当时有19个常委。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能比现在的班子年轻一点就好。另外,把市政府建立起来,副市长、副省长必须能干工作,厅局长一定要是壮丁。"

  

邓小平还专门请回上海的老领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到上海指导上海领导班子的组建工作。就是这时,吴邦国、黄菊等18名年轻干部脱颖而出。

  

1983年2月22日上午,到上海视察工作的邓小平再次召集陈丕显,上海第一市委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等老同志一起商谈上海领导班子的组成问题。

邓小平说:"年轻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点。"但他嘱托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三位老同志留一下,为年轻干部把握大方向,培养、锻炼这些年轻干部,并嘱托他们:"两三年后要交班。"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上海市委对市委、市政府班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198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原来上海市委的18名常委中,除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王鉴、章尘留下,为年轻干部把握方向外,其余13名常委全部退居二线,同时从18名年轻干部中选择7名优秀人才进入市委常委。

  

同年4月召开的上海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7名副市长,其中6名为新当选的。新的市委常委人数从原来的近20人减到13人,平均年龄只有56.4岁,比原来下降了8.3岁。原来市政府中13名市长、副市长的平均年龄是65岁,文化水平大学程度的占38%,新当选的市长、副市长平均年龄为52.7岁,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00%。

  

与此同时,上海市对全市区、县、局以及大厂、大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改变了原来干部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部门结构重叠、副职过多的状况。

  

黄菊后来在提到那次领导班子组建时总是感慨万千,他说,1983年上海调整市级领导班子,当时的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挑选了18个人,他是其中之一。他们这批人当时都是四五十岁。市委书记陈国栋同志比年龄最小的邦国同志大31岁,比我大28岁,可以算是我们的父辈。这些老领导与我们素不相识,通过全面考察后,扶上马送一程,在实践中培养了我们。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新近编著出版的《邓小平和上海》一书中认为,没有那次上海领导班子的重组,"就不可能有上海自1990年代以来的飞跃发展。"

到1992年邓小平再度视察上海的时候,吴邦国和黄菊已经是上海市的一、二把手,邓小平继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三落三起(1979至今)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在经济特区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经验的邓小平,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这是当下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总体评价。

  

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改革从农村启动后,到1980年代中期开始向城市转移。1984年后,在邓小平的力主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小心谨慎地最先对外开放了。

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经济所所长袁恩桢透露,中央当年曾想把上海的崇明列为1980年代初重点开发的经济特区之一,与深圳、珠海列为同等地位,以后是由于多方的磋商与平衡,才没有把上海列为重点开发的经济特区之一。

  

袁恩桢说,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的十余年中,上海在全国乃至在世界的地位急剧下降:改革开放前,上海的GNP、工业产值、出口总值、财政收入等各项主要指标,都属全国第一;改革开放后,这些指标的领衔地位都先后被其他省市摘走。上海厂房、设备陈旧,产品技术落后,住房紧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上海城市的发展。

 

  

袁恩桢说,总体上说,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处于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小企业、非公有制到大城市、大企业、公有制经济的试点阶段,上海扮演了改革“后卫”的角色,为试点部门和地区改革提供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

但这也使上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增长一度只有全国平均增长率的1/2。实际上,建国后30年间,上海市财政收入近3000亿元,占全国财政的18%,净上缴中央2000亿元。上海担负着供应全国工业消费品的重任。

  

从1988年起,一直到1994年,邓小平都到上海过春节。一些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们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某种象征含义:在经济特区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经验的邓小平,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

1988年,尽管上海甲肝肆虐,很多人不愿意到上海去,但邓小平执意从杭州到了上海,他有他的考虑。2月18日,邓小平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与上海人民一起共庆传统佳节。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了北京。两个月后,上海有动作了。5月在上海召开的“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提出要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的方针,强调要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

1990年1月,邓小平连续第三年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的上午,朱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话题自然就转到浦东的开发建设上。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

朱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春节过后,邓小平回到北京。他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2月17日,在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员前,邓小平拉着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手说:“你是国务院总理,你要关心上海的开发开放。”

2月26日,上海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3月3日,邓小平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还是那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是在眼前的事务里打圈子,要有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说到这里,邓小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加重语气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这次谈话不久,3月28日到4月8日,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人到上海,对浦东开发开放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和论证。

  

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原则上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

浦东开发正式启动。

  

但是,尽管形式上的浦东开发启动了,邓小平的心情并未全部放下。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已经是连续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了。但他的这个春节并不轻松,他一反常态地开始在上海密集地视察,并连续发表讲话。

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他解释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他以坚决的语气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他接着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出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邓小平开始了他著名的“南巡”之旅。1月31日,邓小平来到“南巡”的最后一站——上海。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浦东开发开放,从此一日千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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