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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铮:全力提升中国摄影界
2013/4/8 23:05:55  南方人物周刊   顾铮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许多年轻摄影师是读着顾铮的摄影专著成长起来的,也以能被他“策展”为荣。被顾铮“染指”的摄影家多达五六十位,几乎将中国当代摄影界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

 

 

   

顾铮 1959年生于上海,因喜爱摄影,技校毕业后进入中国最早的海鸥照相机厂组装相机长达10年。80年代中后期成为民间摄影团体“北河盟”成员,宣布“以谁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认识谁都面临的世界”。1991年赴日留学,攻读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专业。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已出版《观念的街头》、《城市表情:19世纪至21世纪的都市摄影》等十余部摄影专著,既是声誉鹊起的摄影评论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影展策展人,首届亚洲摄影双年展(韩国汉城),以及首届广州摄影双年展等重要摄影展都出自他手。

 

   

顾铮走在街头,随身背着的大书包里携一只佳能S90,轻便小巧的数码机,没有专业摄影家长枪短炮的派头--他的肩膀和颈椎受不了重负,而且,从心理上,他抗拒过于仪式化的创作姿态。“摄影应该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带的相机就像是作家的小本子,随手记录点什么。”

   

莫干山50号的全摄影画廊正在展出顾铮与阿兰?朱利安(Alain Jullien)的“对策”,两个优秀摄影策展人互“策”对方作品,三十来张黑白照片静静地挂在那里。阿兰是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创办者之一,据说马克?吕布是他舅舅,不过,顾铮一直也没想起来要向阿兰当面求证此事。“看顾铮的照片总让我联想起爵士乐。”阿兰说。阿兰那些画面充满张力与冲突的作品仿佛一连串鼓点,相比之下,顾铮的“爵士乐”太平淡了,他的幽默藏在无表情之后,连节奏都是隐形的。

 

相机厂被“帝国主义”打垮了

   

最早接触到相机,是在同学家里,当时相机是报社记者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权。最初,这些中学里的孩子只是互拍合影,后来合影不过瘾了,索性把同学父亲“文革”前的肩章制服、大檐帽穿戴上,化了妆,拍摄设计情节的剧照。有一次,顾铮化了妆在同学家里拍摄,拍“戏”时间长了点,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同学家里不管饭,只得顶着满脸油彩,一路低着头冲回了家。

 

   

为了更方便把玩相机,中学毕业后,顾铮干脆进了照相机厂工作。“那是中国最早的照相机厂,先是生产海鸥,后来还生产引进的美能达,厂址在松江,现在已经没有了,被帝国主义打垮了。”10年里,他动手组装了无数台相机。

   

“‘文革’时期,《苏联画报》是我家中能够看到的不多的几种杂志之一。”当时生活条件很差,《苏联画报》上的食物照片太鲜明太丰美,顾铮的妹妹用手狠劲地抓着翻开的画报,想把图片上的美食抓起来送进嘴里。

 

未来的大多数

   

经历过精神和物质双重饥荒的时代,一切资讯都显得弥足珍贵。到了80年代后期,台湾摄影家阮义忠所写的介绍西方现当代摄影的两本书--《20位人性大师》、《17位影像新锐》,在内地受到了如饥似渴的欢迎。

   

全新的摄影理念和叙述方式,催生了活跃的民间摄影组织。“北河盟”最初的成员不过十人,名字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提出来的,据说灵感源自张抗抗的小说《北极光》。

 

   

“北河盟”决非独有现象。“八五美术新潮运动”、“星星画会”、《今天》……几乎都出现在同一时间,艺术的各个领域不约而同发出了要求自主与独立思考的声音。

   

“我们都对传统宣传意味的摄影比较反感,对唯美的花花草草的摄影也比较反感,社会变动开始剧烈,摄影能否反映个人的感受?”顾铮起草了北河盟第一个展览的前言,宣称要“在黑白中寻找色彩,在静止中寻找运动,在局部中寻找整体,在生命中寻找宇宙,在瞬间中寻找永恒”。这是顾铮“个人策展史”上迈出的第一步。

   

他们的展览遭到了上海摄影家协会领导的反对,但协会理论研究室的朱钟华老先生来看展览,并在留言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是今天的少数,但是将来的多数”。

   

直到现在,顾铮还是不喜欢明信片式的风光摄影,并拥护杜尚的那句箴言--“愉悦视网膜的艺术是所有美学形式中等级最低的”。

 

谁敢偷拍?扭送派出所!

   

城市里的镜头总有一种伺机而猎的意味,被拍者也许会将之视作一种冒犯。顾铮有过因为拍照被“扭送派出所”的荒诞经历。

   

故事发生在4年前,某个商业品牌赞助的艺术展上,他正拿着相机随便拍拍,闪光灯过处,某姑娘冲上前来,“你拍我了!”

   

顾铮很老实地回想了一下,说,“我感觉我好像没有拍你。”他当时拿的是胶片相机,没办法当场调出照片来证实。争执间,姑娘的男朋友跑过来,劈手抢走了相机。“我马上就打110。”警车很快来了,把顾铮、姑娘以及另一个摄影家带上了车。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端面前,警察简直显示出了所罗门断案的智慧,他直接把车开到附近蛮有名的冠龙照相器材商店,希望马上冲出相片。当时是下午五点来钟,照相馆已经歇业,旁边某个热心的老大爷说,他儿子是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的,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帮他们冲洗照片。于是老大爷也被装上了警车,一路向老大爷的儿子那儿开去,仿佛一部黑色幽默电影的片段。

   

老大爷的儿子认出了顾铮,“啊,你是顾老师!”他手脚麻利地把胶片冲出来了。警察、疑似受害人以及嫌疑人围举着一条湿漉漉的胶卷,眯着眼睛寻找证据。

   

胶片上根本没有姑娘的影子。事情至此,有些尴尬。这位自称“美籍华人”、刚刚回国不到两月的姑娘下不来台,嘴里嘀嘀咕咕骂着“Shit”。警察不干了,“侬才Shit呢!侬当阿拉听勿懂?阿拉上海警察全是本科毕业!”

   

从下午5点一直折腾到晚上11点。顾铮与警察告别时,警察告诉他,“我也是摄影爱好者。”

 

为摄影展出体系竖立标杆

   

1999年归国之后,顾铮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当代摄影家的创作,这个曾经的个人创作者,把摄影作为当代视觉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更多地承担起了提升整个摄影界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许多年轻摄影师是读着顾铮的摄影专著成长起来的,也以能被他“策展”为荣。被顾铮“染指”的摄影家多达五六十位,几乎将中国当代摄影界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中国当代摄影越来越有意思了,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摄影家,他们有意思的实践勾起了我写写说说的欲望。”

 

   

作为“开山鼻祖”,经他策展的首届亚洲摄影双年展和首届广州摄影双年展,为整个摄影界的展出体系竖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

   

他策展的照片,往往“限量冲洗15张”,这是出于商业收藏的考虑,只有健康规范的收藏制度建立起来,摄影展览才会有健康发展的空间。

   

拥有大量的视觉资料,以及留学日本研究比较文化的经历,练就了他筛选照片的眼光、策划展览的国际化操作思路,以及纵观摄影史的底气。在中国摄影专业策展人严重缺失的前提下,一部分具备学养和眼力者从摄影家队伍里分化出来,担任起摄影策展的工作,这是个人的自觉,也是行业的必需。

   

在顾铮看来,学摄影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看原作,展览意义巨大,“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目前给大家的眼睛施肥料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努力的余地很大。”除了策划各种摄影展览,他还想成立Printed Room,让大家可以直接戴上口罩,戴着白手套,把摄影大师们的照片和版画原作拿在手心里仔细捧阅。“面对原作,要一个人静静的,个人和作品有一个对话的空间和时间,通过和银盐照片的物理接触,产生一种心灵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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