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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大地无语也风流
2014/11/24 15:30:28  人民政协报   胡忠伟  
 

 

   
   

上世纪80年代初,路遥曾经说过“我劝你们注意高建群,这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上个世纪90年代初,高建群带着他的《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贾平凹、京夫一起闹红了京城,并称为“陕军东征”的“四驾马车”,震动了当代中国文坛。
   
    

之后,高建群更是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穿越绝地》、《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雕像》、《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最后的运行》、《最后的民间》、《白房子》、《大平原》等多部作品。他的散文作品《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获“老舍文学奖”,《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获中国散文随笔最高奖“首届郭沫若文学奖”。


 
我是一个平民
  

1954年,高建群出生在陕西临潼的一个小村子,那是个靠近渭河边的村子。出生时家里正建一个房子,所以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建字。因生活的艰难,他被迫离开了那个村子,1961、1962年,正赶上中国的大年馑,他又跟着母亲回到了村庄,经历了贫困、饥饿。那时候他才七八岁,看身边的人死亡,看人怎么挣扎着活下去,看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进行着悲壮的生存斗争。
  
   

1972年冬天高建群入伍了。北疆特有的边地风光,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茫茫戈壁,军区边防站的特殊生活,让高建群爱上了写诗。在军区一位主任的推荐下,1976年8月份,《解放军文艺》刊登了高建群的处女作《边防线上》。这是“高规格”的发表,激起了高建群的创作激情,把他的一生和文学捆在一块儿了。
  
   

从部队回到了延安,高建群就到《延安日报》一边当编辑,一边写作,写了一批中篇。他的成名作是发表在1987年的《中国作家》第五期上的《遥远的白房子》。写的就是边防站上的那一段生活,被认为是新时期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它讲述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故事和一个为了沦丧国土而复仇的故事,也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高建群服役的白房子——北湾边防站一直是他心中的圣地。“灰蒙蒙的戈壁滩上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白房子上竖着一根烟囱,一日三次,烟囱里升起细直的炊烟,哨所用炊烟扬起手臂,向祖国问安——早安、午安、晚安”。高建群不止一次地用诗的语言描绘他心中的白房子。那时,年轻的高建群抱着枪站在碉堡前,长着芨芨草的戈壁滩白光闪闪,一只母刺猬领着一群小刺猬从他脚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幸的童年。或许正因为高建群经历的一切,才使他跟现在的很多写作者不同,就是他们写的书是飘的,没有接触到人类那种生存的本质。苦难的童年经历,对高建群来说,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第一本教科书。
  
   

陕北黄土高原、渭河平原和遥远辽阔的新疆大地,这是高建群的人文地理坐标,这三者蕴藏和腾跃出的人文气质是他的精神资源。高建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站在亚细亚大陆与欧罗巴大陆之交,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那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里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使得高建群的作品里一直充盈着一种庄严而恢宏的英雄主义,他不会否认在他躯体里流淌着红色经典的血液和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智慧气息,这些构成了他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架的主干。
  
   

高建群以一个作家的真诚和敏锐,将他眼中的西部现状和对西部大开发的积极思考,一起报告给世界。从1998年到2007年,十年间,高建群的足迹踏遍了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深入厂矿企业、田间地头,他那宽阔的西部情怀和西部生活的深厚积累,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舒畅的裸露。这期间,他写出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惊鸿一瞥大西北》、《罗布泊大涅槃》、《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等五部作品,并频获各种文学大奖,《西地平线》、《阿拉干的胡杨》被选入高中和大学课本,他本人入选中国作协《中国作家》杂志推出的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12位作家排行榜。
  
   

高建群说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见过许多人,他们都要比自己优秀许多。他的惟一所长是手中有一支笔,而他们没有,于是他就把他们要说的话说了。
  

仅此而已。


  
把每一件作品当做写给人类的遗嘱
  
   

1992年至1995年,高建群挂职黄陵县委副书记,期间他创作了《最后一个匈奴》,而养育了小说主人公杨作新的那片土地,也就是“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高原。高建群在陕北待了整整30年。“那横亘在西北天宇下,那蠕动在时间流程中的金黄色的庞然大物,是我的陕北高原故乡吗?”在《最后一个匈奴》中,高建群作如是说。“当一个高贵的马上民族有一天脱离了马背,而必须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会日夜撕裂着它的胸膛”。高建群在文章中这样阐述自己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来自于从政的激情找不到宣泄的机缘。而自命“最后一个匈奴”,这成为众多陕北人腹诽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5年从骑兵部队退役,那年高建群21岁。可以说,他在骑兵队伍服役的那几年成为他人生中难以忘怀的岁月。他之所以创作《最后一个匈奴》,可以看作是对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种敬仰,是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多多少少也可以是对他骑兵生涯的一种缅怀。在《最后一个匈奴》里有这么一段话:“不管你所从事的事业或者行之于久远,或者风行于片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怀着那么真诚的愿望,那么勇敢地献身于这个事业,所以我们有理由立那么一块纪念碑”,《最后一个匈奴》的意义其实在这里。
  
   

 高建群说,我一直有一种叫宿命的疑惑吧,就说是上帝叫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你的种种苦难、种种磨炼、种种机遇,它就是要叫你干个什么样的事情。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命运吧。命运一会儿把你抛到这里,抛到那里,它为什么给你那么多苦难?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相信命运这个东西,而且,对于我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都怀着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认为这是生活给我的赠与。
  
   

尽管《最后一个匈奴》已经拍成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作为2011年央视开年大戏,但高建群仍一直在脚踏实地的生活,他告诫自己,你是一个平民,要永远低调。他用已故作家柳青说过的一句话自警:“一个作家就像农民担着一担鸡蛋进城,只有别人碰你,没有你碰别人的份,你不敢碰别人,一碰别人,这一篮子家当就全完了。”
  
   

高建群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平民,放低自己,他的平民化意识很强,喜欢跟老百姓在一起,常常见他端个老碗、蹲着吃饭,或者在公园里面拿个小凳坐着,眯着眼、抽着烟、听着秦腔自乐班的演奏,像农夫一样,朴实、可爱。但在艺术上他是很张扬的且有所追求的,评论家蔡葵曾经说:“有人说高建群骄傲、目空天下,我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没有几个像高建群这样自信力极强的作家,那才是不正常的。”在文学创作上,高建群是狂妄的。文学需要张扬,文学创作者需要极强的自信,只有跟别人与众不同,作品才能独树一帜。


  
让小说成为大众读本
  

《最后一个匈奴》再版时,高建群配了大量图画,他说这样做是更好地表达自己思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想法,让小说成为大众的读本。他的字画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他的书法则得益于“文革”时期写大字报。书法和绘画,对高建群来说,是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这么个表达的载体,不是着意而为之。高建群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从小时候到当兵,再到在西部行走,一脑子的文学形象和绘画的形象,呼喊着从他的脑子里夺路而出,变成了高建群笔下多彩的艺术。
  
   

初学绘画还得从高建群的母亲说起。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妇女,所以高建群就给她读书,从普希金开始给她读,先读了《驿站长》。后来由于没有时间,就给母亲画画,一开始是为了哄母亲高兴,没想到从此就迷上了绘画。最先师承丰子恺,后来有点不满足。因为丰子恺藐视传统,而高建群希望自己的绘画丰富一点儿,有些传统,有点庙堂气,这个时候,他又喜欢了林风眠。林风眠是20世纪学贯中西的大画家,他的丰富性和大变形是东西方公认的。再后来,高建群又喜欢上了石鲁。石鲁几乎在每一条绘画的道路上都做过探索,都为后之来者提供了一个方向。他的那种宏大叙事,他画的那些山落村舍和人物,完全是从中国古代泼墨大写意中脱胎出来的,充满了节制和规则。正是如此转学多师,各取所长,才成就了高建群独特的文人画风格。著名画家罗宁指出:“比起江南文人画的纤细,高建群西部文人画拙朴、大气,诗、书、画结合得非常有趣,让人豁然开朗,是作家文学作品的另一种读本。”
  
   

细细品味高建群的小说,再回味罗宁的话,我们没理由不承认,那些笔致灵动、画意丰美的绘画,何尝不是我们解读他的文学作品的另一途径呢。


  
请向伟大的生活求救吧
  

高建群用世界的眼光,诗性的语言,关注、书写着人类的大苦难、大文化,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意识,让人惊叹不已。而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正得益于他大量阅读。
  
   

高建群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读了大量的书。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托耶夫斯基,包括后来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都读过。“鲜花那个颜色,红色红得像血一样,黄色的那么灿烂,紫色的,白色的,阳光照在草原上,牧民把草割过以后,中午太阳一晒,散发出的那种浓烈香味的那种感觉,也许中国作家中只有我才能深刻地体会到。”高建群如是说。俄罗斯文学就像他生活过的额尔齐斯河一样,丰沛的养料营养了他,给了他很大影响。然后是欧美文学对他的影响。像英国的汤因比,希腊的悲剧,大量的这种密集式的阅读,使他对草原,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关系,对游牧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深深的兴趣。
  
   

高建群坦言:“我在写小说时,绝不允许自己平庸。我看不惯小说在那四平八稳地叙事,装模作样地描写。我一章看不下去就烦了。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它首先应该都是美的。”正因为如此,他坚持不懈地追求着最好的、最美的语言,竭力把汉语的那个语言美、节奏美,都在小说里表现出来。这种美的、好的语言就像盐一样,把锅里的油烧红了,把盐放进去,喀吧喀吧作响。
  
   

曾经在新疆当兵5年,扛枪看了额尔齐斯山5年,骑着马在边界线边上行走,看着夕阳从西山慢慢落下去;在陕北李自成的家乡,站在高山向东望,仿佛自己也像帝王一样指挥千军万马、发号施令,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一次又一次调动起高建群浑身的每一个细胞,使他激动地完成着一次次飞翔、一次次超越。
  

在《最后一个匈奴》中,高建群写下这样一句话:“艺术家们,请向伟大的生活求救吧!”的确,高建群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我想,没有生活的艺术家是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家的。


  
超越自我劲歌铸辉煌
  

书法家马治权认为,“在高建群的身上,真气弥漫,真情流露。真才子自风流,高建群的作品看似拙朴,却有着散发弄扁舟的洒脱,可谓是粗衣俗表亦非凡。”高建群用独特的视角来看世界,告诉我们艺术不仅是笔墨,更有真实,他是把心掏出来给大家看的。
  
   

2007年,高建群在西安高新区挂职满两年。本来他的一部以家族人物为原型的关于关中平原20世纪史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到了20万字,但就在此刻他手头两年来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让他突然改变了想法:应该写一些与高新区有关的作品,因此有了隆重推出的三本书。第一本《三千个传奇》。写的是3000家企业的创业传奇。高建群选择其中的几十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原型进行文学创作,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二本《三千具尸体》,是写3000家倒闭企业倒闭的原因。这两本书计划2007年年底完成。第三本《太阳从西部升起》,是在前面两本书的基础上,在占有大量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写一部创业史。主要写企业家们创业的过程。
 

 

目前,高建群正在埋头创作《鸠摩罗什》,这是关于佛的一本书,是写给世界的、与世界对话的一部书。2013年是鸠摩罗什诞辰1600周年,受西安草堂寺、新疆库车鸠摩罗什研究会、甘肃武威鸠摩罗什纪念馆的委托,专门写的,鸠摩罗什曾说过:“佛是开悟的众生,众生是没有开悟的佛。”
  
   

或许,这位受尽生活磨砺、生命苦难的作家,就是我们芸芸众生里那一尊已经开悟的佛吧,他自称一介平民,默默耕耘,细心劳作,一如沉重厚实的陕北山川,丰美富足的渭河平原,神奇瑰丽的新疆大地,在岁月悠悠、山河荣枯中尽占风流。
  
   

我期待着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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