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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冬野:爱哭的男孩为什么能红
2015/2/16 13:36:42  南都周刊   

 

成名前后的宋冬野都有些爱哭。最近一次流眼泪,是前几天。有人在微博上@他看一篇歌手许巍的采访,许巍是宋冬野称之为“照耀自己的明灯式的人物”。采访中,别人问,许巍现在听什么歌。许巍回答:我听宋冬野,他的歌特别棒。宋冬野把文章截图,发给曾经一起弹吉他写歌的铁哥们看,俩人打电话,特感慨,“大哭”。

 

再往前一点,几个月前,公司让宋冬野配合今年的剧场巡演上北京一个电台节目做宣传。主持人拿着一张纸让他照着念:“大家好,我是宋冬野,欢迎收听FM***,不见不散”之类的,他念了半句以后,突然哭了,在播音室坐了一个小时什么都说不出来,周围人被他“吓坏了”。

 

提起这件事,宋冬野挺不好意思地向《南都周刊》记者解释:“当时身体难受负面情绪又大。每天说了好多一样的话,把能看到的问题说了无数遍。”

 

在此之前,宋冬野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被好音乐感染到哭。

 

那会儿,宋冬野刚上大一,他记得倍儿清楚。2006年,中关村图书大厦一楼的音像店有一块卖唱片的,他溜了一圈,看到一张封面和形状做得“挺艺术挺抽象”的唱片——一个留着头发的中年男人弹着琴闭着眼睛唱歌,身体前面点缀了很多花哨的图案,形状是长方形。“很少有唱片做成长方形,看到这个好像不太一样,你看他的封面就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就是一个很隐蔽地把自己藏起来的感觉。再看看发行公司,十三月,挺冷门的,就买了。”

 

随后,他用随身带着的便携式CD机,坐在中关村的广场上,开始听第一首,《陀螺》,宋冬野形容自己“疯了”,泪流满面。那首歌他连听了7个小时,从下午4点半一直循环到晚上11点半。“我当时觉得这个人一定经历了很多特牛逼的事情,那个平淡又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特别棒。”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意义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有点夸大了,但宋冬野毫不掩饰那个在唱片封面上闭着眼睛弹琴的中年男人万晓利对于自己的意义,“因为万晓利我才走进独立音乐的门,听了他的东西我才知道有这些人的存在。”今年全国巡演的开场曲,宋冬野定了《陀螺》。

 

不光是万晓利,宋冬野对音乐有种极端的敏感。《安和桥》混音的时候,专辑制作人韦伟让他先别去他们先混,当宋冬野第一次在楼道里听见马头琴的声音在《安和桥》出现的时候,他激动地哭了,冲进棚里朝制作人和录音室大喊:“就要这个!就要这个!”而当宋冬野听到《莉莉安》前奏中悠扬的弦乐声,韦伟回忆:“胖子都哭了。”

 

“请把我那猪蹄儿拿过来”

 

韦伟第一次见到宋冬野觉得他不像是玩音乐的,像个厨子:“那会儿他比现在还胖,200多斤啊。”

 

没见宋冬野之前,韦伟听宋冬野在网上出的demo,歌词让他“深深地进去了”,他把宋冬野称作“安和桥的海子”,“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表达负面情绪,只会写我恨你啊什么的,他能把灰色的东西表达得很美。”

 

第一次见面,俩人生分,韦伟问宋冬野:“你有什么想法?”宋冬野回答,“我没有什么想法,我不懂,你看着来,好听就行。”

 

韦伟先挑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莉莉安》做编曲,把吉他的部分改成弦乐,结果宋冬野听完“惊了”,对韦伟说:“你随便做。”

 

韦伟从没有经历过这么畅快的合作,“接下来的所有的录制他完全听我的,基本没有出现过什么矛盾。”韦伟补了一句,“异常顺畅。”

 

不过这并不代表宋冬野是那种任人摆布的歌手,当韦伟提出希望宋冬野可以把《梦遗少年》里面提到某句歌词改掉,宋冬野坚持不改。

 

这是宋冬野让韦伟觉得特别厉害的地方,“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歌手,他知道自己坚持什么不在意什么。他不像其他歌手爱纠结有小情绪,很多人会去挑剔音色怎么样录音环境怎么样,他从不去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除此之外,宋冬野还有一种能力:可以把一本正经的工作反转成郊游一样的氛围。比如一般歌手录音前会和工作人员要一杯水或者一瓶果汁。宋冬野会说:“请把我那猪蹄儿拿过来。”

 

“那时候录音条件不太好夏天开不了空调,宋冬野光着膀子,巨肥,边录音边啃猪蹄儿。”韦伟说,“我说你太地道了,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也伺候过许多大牌歌手,第一次有人提出那样的要求。”除了猪蹄,宋冬野还会带野格,一款德国的力娇酒,每次录音前都要喝,“喝大了那种。我们就差没在录音棚吃火锅了。”

 

通常宋冬野的录音流程是这样的,一帮人在录音室先聊半小时,然后录20分钟,完了再聊上一个小时,再录20分钟。结果录音棚的气氛会变得特别融洽,“大家录音就出来郊游了,完全没有工作的概念。”

 

聊天的内容天南海北,宋冬野会认真地和韦伟聊写每首歌发生的故事,比如给什么姑娘写什么歌。于是当韦伟要在某首歌里想要用哪个乐器,他并不会一本正经地跟宋冬野说那些技术上的事,而是:“宋冬野你听,那个音,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个妞儿的那个脸,那个手,抱着盒子的姑娘,是不是。那妞儿把你伤得太深了,哎呦。”

 

韦伟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只是见了几次面喝了一顿酒的交情,宋冬野为什么给了他那么大的信任:“我的乐队都不敢让我这么干,但是他允许别人去成就自己,我觉得这是他特别牛逼的地方。”

 

另一点让韦伟觉得这个人“一定会红的”细节是宋冬野对幕后人员的关心。不论是写宣传通稿还是演出结束,宋冬野会讲出团队中一个人一个人的名字。“很多歌手专辑录完了都不知道编曲是谁制作人是谁,更别说在公开场合去提了。比如去台湾巡演的时候,一些媒体的场合他都会介绍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根本没人知道我是谁。”韦伟说。

 

韦伟把宋冬野放在“艺术家”那种高度的位置,不仅仅是音乐,“那么小的年纪,为人处事能有那样的领悟和觉悟挺不容易的,我弟弟也是他这样的年纪,像个王八蛋一样。”

 

为什么他能出来

 

2013年6月29日晚,湖南卫视《快乐男生》,一个抱着吉他的唱吧歌手左立,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和所有参加选秀的歌手一样,左立也诉说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并被评委陶晶莹评价为“像回到初恋”。左立唱完,坐在台下的《快男》评委山河朝旁边人嘀咕了一句:“这歌一定火。”

 

随后的几小时,《董小姐》成为微博排行第一的热搜词。

 

宋冬野向记者回忆那天晚上“特别混乱”:当天正好是宋冬野去世不久的奶奶生日,他觉得呆在家里肯定会难受,就跑出去看旅行团和海龟乐队在北京的演出,场地里面没信号,等结束出来刷微博,粉丝暴涨了一千多个,“从来没有这种待遇”。

 

外人会觉得宋冬野特别走运,比如他想出专辑,就有摩登天空这样的公司找他签约,还把《安和桥》做成了摩登史上最贵的唱片;比如他不温不火的时候,刚好有湖南台的选秀节目推了他一把。

 

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看来宋冬野能红并没有太让他意外,只是没想到“可以这么红”。

 

比如《快男》初赛的时候,除了左立还有很多人都在唱《董小姐》,而其他选秀节目也有一些人在唱这首歌,这让导演组觉得这首歌会火,于是找了一个有故事的有女朋友的左立把这首歌“爆发”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歌在预赛的时候很多人唱,所以他们一定会用这个点。”沈黎晖向记者解释。

 

沈黎晖听了《董小姐》、《安和桥》等三四首就决定把宋冬野签下来。他选人有条“看不见的线”,比如他排除了另一个很有潜力的民谣组合好妹妹乐队,觉得“音乐性不够”,相比起来宋冬野的音乐“敏感度高声音有棱角”。

 

“音乐是不是聪明你三十秒就能听出来。它很微妙,可能我们听了10个人还是选了他,你让我重新听一次,我还是选宋冬野。”沈黎晖说,“为什么他能出来不是偶然。”

 

曾经签约万晓利、苏阳、钟立风等民谣艺人的十三月公司老板卢中强则向记者强调了选秀节目对宋冬野特别的意义:“宋冬野和电视这种大平台无意中的推送所成就的空间关系非常大。目前来看从小众走向大众最好的途径还是电视,无论选秀还是综艺节目,对于独立音乐具有彻底改变命运的可能。”

 

而当我们反观主流唱片的一路下行,就会发现传统的所谓主流音乐制作的衰落恰恰给予了独立音乐野蛮生长的罅隙。“因为大家听到的其他东西特别工业和同质化,所以有辨识度的东西在电视这样的主流平台上更容易被关注,哪怕一两句话也会变成病毒传播,宋冬野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病毒传播的案例。”卢中强说。

 

看起来宋冬野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个好可以等同于“公平”。比如宋冬野最早被歌迷所认识的豆瓣小站,几乎是一个零门槛的音乐传播平台,而这种平台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迅速建立一个自己的受众群体”,这是特别重要的开始。

 

沈黎晖还记得十几年前摩登刚刚建立的时候,每个月会收到很多装在纸箱子里的demo,有的demo工作人员忽略了可能就错过了一位优质的音乐人。“在互联网时代不会有人错过,它建立了一个公平的机制让你走出第一步,建立最开始的demo的平台。”

 

和宋冬野同吃同住“叫朋友都生分了,得称兄弟”的民谣歌手尧十三和马頔觉得,宋冬野能有今天的人气不仅是选秀节目一蹴而就的,“我们出来演出已经快4年了,到了现在有了好的氛围,但是受众也是慢慢积累,不是说宋冬野的粉丝一下就涨到多少万多少万的。”

 

宋冬野第一次的演出机会是自己花二十块钱买来的。有一次他在后海溜达,“听到有人在唱李志,便欣然入座,坐定又听他唱了几首万晓利,我那潜藏已久的歌手梦又膨胀起来,坚决地掏出二十块钱,要求自己唱一首”。过了几天这位唱李志的歌手打电话过来,想让宋冬野做他小型专场演出的嘉宾。那次演出散场,酒吧老板叫住宋冬野,定下了他“平生的第一次个人专场演出的事”,宋冬野的演出生涯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口。

 

2012年3月31日,和宋冬野一起生活的奶奶去世,第二天宋冬野辞职,专职做音乐。“我把她好好伺候好,还完了,我就计划好了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是我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了。”

 

辞职以后的宋冬野有过一段“穷到想死”的日子,酒吧演出一个月最多能演到11场,一场演出挣个一百块钱,两百最多,“不够躁的”,“当时觉得特别苦,觉得要死了。去你妈的这日子不过了,音什么乐啊民什么谣啊,万什么晓利啊。”

 

那会儿宋冬野整天黑着眼圈呆家里弹琴,一首歌必须一口气弄完,昼夜颠倒。某天下午迷迷糊糊,接到一个电话:“我们是摩登天空的,想和你谈谈签约的事。”宋冬野接完还以为是骗子,对着电话上网百度,号码一样,才信了。

 

宋冬野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歪门邪道的光明就在今天”,“摩登天空啊这是。这四个字在我们这帮孩子眼里其实挺高大的,中国音乐界里的苹果的感觉。”

 

时代变了,文化在变

 

在制作《安和桥北》之前,宋冬野给韦伟听万晓利和李志的专辑,都被韦伟否决,韦伟没有告诉他的是,他希望把这张专辑做成这几年“最pop的民谣专辑”,而万晓利那种“都是很艺术的唱片”。

 

事实上,在这之前,民谣歌手请制作人制作专辑并不多见。卢中强回忆2005年和万晓利合作那张《这一切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的专辑。没有制作人,编曲、词曲工作全由万晓利包办。

 

卢中强很反感独立音乐人的专辑还要拉一个主流唱片体系里的制作人介入,“那是一件暴殄天物的事情,传统的制作人大多数搞不懂这些独立音乐的东西,把这些人加进来参与他们的制作会严重地减分。”

 

宋冬野的专辑制作恰恰走了相反的一条路,韦伟在制作《安河桥北》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商业编曲,他刻意将很多流行的元素对宋冬野原先的歌曲版本进行了改造。

 

比如编曲上用了很多弦乐和钢琴;原先的歌当中一些很别扭的属于民谣的那种“听起来很独立的”和声,改成了类似于港台的大众容易接受的舒服高亮的和声;solo部分独立民谣喜欢编的一些很奇怪的段子,全部改成最简单的旋律线。改完以后整张唱片变得“特别pop,特别流行”。

 

这是很多民谣歌手不愿意放下身段去做的事情,但宋冬野全部接受了。

 

“我希望宋冬野的歌能够让公众接受,就算不听他歌的人,在喝咖啡吃饭拿来当背景音乐也会觉得很好听很舒缓。”韦伟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宋冬野和万晓利他们都有一千个人认同,可能区别就在于宋冬野在一千个人之后有一万个人认识他;万晓利在一千个人以后只有一千个人认识他。”沈黎晖评价。这一点在虾米这样的音乐门户上区分得极其明显,万晓利的收听数还停留在500万这样的数字,而宋冬野的收听量已经超过了4000万,这个数字甚至把很多流行歌手都甩了一大截。

 

《董小姐》的流行让沈黎晖觉得这个时代的文化真的在变。在《董小姐》之前所谓的年度流行歌曲都是类似于神曲的歌,比如前年的《最炫民族风》再往前可能是龚琳娜、《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这些歌曲因为包含了神曲的某些庸俗和流水线的特质并不被民谣圈认可。而《董小姐》之后,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小众独立的音乐开始出现在流行排行榜上,比如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正在变成独立音乐做领导的时代,只有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董小姐》的意义在哪儿。”

 

写不出东西怎么办

 

红了以后,宋冬野感慨:“选秀节目总算把我们这盖给抠开了。”虽然他经常挺怀念两年前和好兄弟马頔、尧十三在酒吧卖唱的自由时光。

 

尧十三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晚上他们三去酒吧演出,结果一个观众都没来,三人轮流唱,一个人在台上唱剩下俩人在底下当观众,“还有酒吧老板在吧台后面听。”到点结束,酒吧老板给了他们一百块钱打车回家。

 

演出生意最好的时候,有一次宋冬野和马頔在一个livehouse演出,结果挣了600块钱,每人分了300,俩人“高兴坏了”,骑着摩托车路过三里屯“差点寻蜜去了”。

 

去年左立唱完《董小姐》红了以后,宋冬野的全国百场巡演只走了36站便终止,原因之一是去听演出的人太多,场地装不下了。

 

“之前定的场地300人到头了,突然来了很多不知所以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这首歌就来了,于是就变得很不正常。”不正常是指“突然来了很多举着灯牌荧光棒的歌迷”,而那种“大家喝酒啊喊牛逼才是正常的”。

 

更不爽的在于,宋冬野觉得自己的行动被严格地束缚住了。“身边有十个保安架着,唱完以后签售完了以后采访,结束就该上车回酒店了。要是自己偷偷全副武装,几百个歌迷就堵住了,干什么的都有,捏你屁股抓你胸的。那些保安就很凶,然后你又过意不去。”

 

这着实让宋冬野郁闷了一番,沈黎晖记得宋冬野刚去摩登那会儿,介绍摩登的一票人给他,这是彭坦、这是万能青年旅店。宋冬野见了:“哎呦,都是前辈。”沈黎晖觉得他特别逗,“小粉丝心态,见了谁,都是大神。”

 

宋冬野给自己列了一个负面清单,就是哪些事他一定不会做。这个清单甚至任性到一些约好的采访他突然就不去了,而前不久一个音乐颁奖典礼,因为觉得和那些流行歌手站在一起特别傻也没有出席。

 

宋冬野喜欢真实的东西,因此厌恶一切虚伪的事物。比如这他很少接商演,“不能你让我唱什么我唱什么,而且也不会啊,不喜欢的都不唱。我不能干对不起最开始喜欢我的那帮人的事儿。”

 

“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偏激了,但特别可贵,青春期遗留下来的那点祸根得留着点儿,挺有用的。”宋冬野抓了抓脑勺,他一思考就用手挠,一唱歌就爱擦汗。

 

专辑发行以后,宋冬野在台北和陈升吃饭。陈升喝多了,他管宋冬野叫老冬,他说:“老冬,我跟你说你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写不出东西,你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我听你第一张专辑你用了你毕生的经历。你用了你毕生的才华,写了第一张专辑,你再也写不出东西。”宋冬野端着酒杯哭笑不得:“好好,陈老师,我喝我喝。”

 

“下一张专辑写不出来怎么办?”《南都周刊》记者问他。

 

“那没办法,我和朴树聊,他也写不出来,没辙。”

 

“不唱歌会死吗?”

 

“不吃饭会死。不唱歌得看我能干点是什么。也许是出租车司机,上来一人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空驶的时候也没有目的。随意一点。”宋冬野露出他标志性的憨笑,至少写不出歌这事还没焦虑到让宋冬野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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